Yue-Che Wang Writings 王玉麒  文章
蔣緯國將軍與《明德小組》
民國五、六十年代間在國軍服務過的人或許都聽說過「明德小組」這個單位的存在,有些人還親身經歷過德籍顧問所指導的演習或訓練,聽過「孟教授」,「考教授」的演講。隨
著時光的移轉,台灣已從一個封閉的社會發展為開放的社會,國軍這個當年又窮、又未見過世面的「醜小鴨」,也變成了裝備現代化,顧盼自雄的一支勁旅。在這個轉變的過程
中,「明德小組」的德籍顧問和華籍連絡官們都曾有過積極的參與,他們所作的部份建議,在今天都還未曾過時。從頭到尾擔任「明德專案」連絡人的蔣緯國將軍對這件工作投入
了極大的心血。他逝世的前一年,還曾在病褟中對老助理章思泉將軍流淚嘆息地說:「明德小組這段歷史終將埋沒!」

透過坊間不同版本的傳記,我們可以認識到蔣將軍多采多姿的一生。但他曾擔任「明德專案連絡人」的故事,知道的人就寥寥可數了。

「明德專案連絡人室」簡稱「明德小組」,是一個沒有固定編制、預算、營舍的「影子單位」。這個工作組成立於民國五十二年七月二日,於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解散,共
歷時十二年半。唯一的「法源」是先總統 蔣公的一紙手令。當時,台灣已經有兩個外國的軍事顧問組織,一個是規模龐大的「美國軍援顧問團」(USMAAG),一個是以「實踐學
社」為代名的日本軍事顧問組。據蔣緯國將軍晚年透露:當時先總統 蔣公有鑑於中、美兩國國力懸殊,美軍以優勢物質條件為依恃的作戰思想完全不適用於我國;而以富田直亮
(化名白鴻亮)為首的日本顧問雖然竭盡心智地在石牌從事國軍軍官的指參教育,但他們的所學,畢竟都已過時,跟不上日新月異的時代。再加上抗戰初期以前的十一年間(民國十七
年至二十七年),德國軍事顧問團對國軍建軍備戰有過決定性的貢獻;而德軍又一向講求以寡擊眾,節約物資,正是國軍建軍應採取的方向, 因此蔣公乃又興招聘德國軍事顧問的
意念。

民國五十年代初期,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集團冷戰方殷,且隨時會有爆發熱戰的危機。在我國的外交形勢上,由於西方還以中共為「假想敵」,美國又基於全球戰略的考量,積極
支持台灣,加上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居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大多數非共國家都和我維持著良好的邦交。在主要西方國家中,最先承認中共的是英國,其次是法國,但在海峽兩岸都
主張「漢賊不兩立」的前提下,這兩個國家都是「捨我就他」的例子。德國的情況就有些特殊。一直到1972(民國六十一年)與中共建交前,她是與北京、台北都沒有邦交的少數國
家之一。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挾戰勝國和「五強」之一的聲威,還曾在柏林駐有一個以桂永清將軍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但在1949年,西德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恢復了主權國家的地位時,國民政府卻正處於內戰形勢逆轉,河山即將變色的局面。因此,政府雖在西德政府一成立,就有承認新政權的意願,
但在國內外形勢一片混亂,駐外官員也人心惶惶的環境下,這件事竟然被擱置了起來。等到政府遷台,一切大致就緒以後,再向西德政府要求相互承認,對方已失去了興趣。

儘管與國、共雙方都沒有邦交關係,但由於西德當年在國際政治上,凡事以美國馬首是瞻,政治領導高層又多持保守、反共的立場,因此在對台態度上還算友善。

當年的台灣經濟尚未起飛,雙方人民間交往的情況也不甚密切,因此德國在台並未設立官方的代表機構,僅透過一個以教授外國人德文為目的的「歌德學院」(Goethe Institut)在台北
設立了一個主管文、經、學術交流,並兼辦簽證接件業務(對台核發簽證權責在西德駐港總領事館)的「德國文化中心」,中方也成立了一個「中、德文經協會」的民間社團。此
外,基於地緣、技術互補的考量,我國與西德也有某種程度的情報合作。

先總統 蔣公的心願,就是透過後一個管道,對西德方面提出的。民國五十年春,西德聯邦情報局局長派代表來台訪問。在晉謁 蔣公時, 蔣公表達了向該國聘請優秀將校來華擔任
軍事顧問的意思,並請該局代為尋覓人選。次(五十一)年秋季,蔣緯國將軍奉父命走訪德國,除重申前意,並對首席顧問的人選提出了「四條件說」:

(一)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十萬陸軍」建軍工作;
(二)曾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三)曾參加西德聯邦防衛軍的建軍工作;
(四)曾任軍、師級以上指揮官,一般參謀官及有教育經驗者。

以上的「四條件」看似簡單,但卻夠嚴苛。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在1914 - 1918,即使是末期參軍的軍官,年齡也已在六十二歲以上。其次,聯邦防衛軍成立於1956年,曾參
加過一、二次大戰,而又參與過西德聯防軍建軍工作的,只有極少數沒有納粹色彩,所謂「成份良好」的高級將領。在這少數又少數的候選人中,又能指揮大軍作戰,又具備豐富
幕僚經驗,還從事過教職的,確實如鳳毛麟角。

後來德方還提出了第五項條件:須為聯邦防衛軍退伍人員,以減少政治上的敏感度,以及反對黨的阻撓。其實,這條件是多餘的。根據上段分析,合乎 蔣公「四條件」的人,必然
已跨過了德軍將領六十二歲屆齡退役的門檻。  

聯情局的首任局長是蓋倫少將(Reinhard Gehlen),他在二次大戰期間就負責德軍在東線的情報工作(Fremde Heere Ost),戰後在美佔領軍政府默許下,建立並主持了西德的第一個情報
單位「蓋倫組織」(Die Organisation Gehlen,1956年改組為聯情局),算得上是位傳奇性的人物。在為我國尋找人選時,他最早屬意的是知名度很高的溫克上將(Gen. der Pz.Trp.
Walther Wenck,1900-1982)。溫克於一次大戰時從軍,出身騎兵科,在十萬人陸軍的期間轉入了新成立的裝甲兵。希特勒發動二次大戰後,他從古德林上將的少校作戰幕僚,在六
年內累晉至上將,歷任軍、集團軍及陸軍總部參謀長,第十二軍團司令。這個「溫克軍團」(Armee Wenck)是希特勒在1945年春,俄軍已逼近柏林時下令成立的,雖係希魔最後的希
望所寄,但基本上是七零八落的雜編單位,當然已是「無力回天」。戰後溫氏即已息影田園。溫克年輕時擔任過塞克特大將(Generaloberst Hans von Seeckt,民國二十三年四月至二十
四年三月間任蔣委員長總顧問)的副官,故對華態度友好。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後,溫氏以身體狀況欠佳及家庭理由婉謝了蓋倫的好意,並推薦了他的老戰友,剛從聯邦防衛軍退
役的孟澤爾少將(Oskar Munzel)自代。

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孟澤爾將軍是年六十四歲,退役前的職務是主管戰鬥部隊教育、訓練及準則研究發展的陸軍軍隊署署長(General des Truppenamtes)。他的一生也頗富傳奇色彩:
計曾服役於普魯士皇軍(Die kaiserliche preussische Armee)、一次大戰戰敗後的「十萬人陸軍」(Die Reichswehr)、希特勒執政後大幅擴充的國防軍(Die Wehrmacht)和聯邦德國的聯邦防衛
軍(Die Bundeswehr)。他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從基層的排、連長累升為裝甲軍軍長。從古德林上將(Gen. Heinz Guderian)建立裝甲兵起,孟氏就一直積極參與這個新兵種的戰術與編
裝發展,並曾兩度出任裝甲兵學校校長。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埃及的法魯克國王(King Faruk)為整軍經武,曾聘請了一批德國軍官擔任顧問,首任團長就是孟澤爾。這位老將軍不僅
是一位傑出的將材、軍事教育家,也能「下馬草露布」,退役後即被延請為知名軍事雜誌「戰鬥部隊」(Die Kampftruppe)的總編輯,撰寫過許多影響深遠的論文,以及三本有關德
國裝甲兵的戰史書籍。

根據孟氏的回憶,溫克上將在1963(民國五十二)年春突來造訪孟氏,告以:「中華民國的蔣總統委托我代為尋覓軍事顧問一名,條件是曾參加兩次大戰,參與十萬人陸軍擴軍工
作,有大軍作戰指揮經驗,並曾擔任幕僚與教職者。我意推薦你,不悉意下如何?」孟氏因自少年起,即嚮往東方文化,且對先總統 蔣公十分景仰,故立表欣然同意。不久後,西
德方面即致函我方推薦孟氏。經我國台糖公司駐歐代表嚴敦炯博士與孟氏晤談後,聘請他來華擔任總統軍事顧問一事即已底定。同年七月二日, 蔣公手令成立「明德專案連絡人
室」,以時任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蔣緯國中將為連絡人,積極籌備孟氏初次來台事宜。這就是明德專案的起源,也是孟氏在華前後長達十一年工作的濫觴。

明德專案連絡人的職掌是:
(一)負責國防部,各軍種總部對顧問各項工作指示的連絡與協調。
(二)顧問的遴選與工作合同的簽訂。
(三)督導德籍顧問與中方連絡軍官的工作。
(四)督導明德專案連絡人室與各接受訓練單位間的連絡與協調工
作。
(五)負責我方與西德有關單位間的協調與連繫。
(六)督導本室全般業務與行政支援事宜。

開始時,「明德專案連絡人室」是寄生在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室的。除了蔣緯國將軍自兼的連絡人外,就只有一位連絡官,一位侍從官和司機、雜役了。獨一無二的連絡官是出
身燕京大學,抗戰前曾留德習工兵,民國二十年代就參與過德國軍事顧問團工作,來台後創辦海軍陸戰隊學校,當過校長、副司令,德、英文與兵學造詣俱堪稱一流的備役海軍陸
戰隊少將王洽南。侍從官是軍校二十六期砲科畢業的貝鵬上尉。工作地址則設在陽明山的第一賓館。在連打字員都沒有的條件下,「明德小組」就因陋就簡地開鑼了。

明德專案前後共計十二年半,經歷了孟澤爾(Oskar Munzel) ,若爾丹(Paul Jordan)和考夫曼(Kurt Kauffmann)三位首席顧問,規模也從一顧問,一助理,發展到包括陸院和航空、步、
砲、裝、防空、山地等兵科的七名顧問。但專案的連絡人,卻一直是蔣緯國將軍。他在這不算短的時間中,只調整過一次職務(從陸軍參謀大學校長到三軍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
長) ,軍階也始終停留在中將。

由於是兼職,蔣將軍在明德小組並沒有辦公室,平時擔任顧問與外間聯繫工作的,早期是侍從官,在組織擴大後,就是「連絡人助理」,先後為張昭然、章思泉、練覺先三氏。但
凡重要行程,如晉謁 元首,拜會,大型演習和座談會、檢討會等,蔣將軍一定親自參加。每週,他會到小組來和顧問與連絡官們共進一、兩次工作午餐,藉以瞭解狀況,並與大家
溝通。雖然,離他在德軍受訓已過去了卅多年,但他的德語卻絲毫沒有荒廢,與顧問們對談時,從未經人傳譯。

三位首席顧問中,與蔣將軍交情最深摯的是孟澤爾。孟氏較將軍年長十七歲,曾身經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並參與德軍裝甲兵兩度的建軍工作,是位文武兼備,術德兼修,具「古
騎士風」的老將。將軍對他,是發自至誠地執弟子與晚輩之禮。民國七十八年(1989)三月十三日,孟老歡渡九秩壽誕,緯國將軍伉儷還曾萬里跋涉,專程前往德國波昂拜壽。若爾
丹來台工作的次數雖不多,但因後來擔任「德中協會」理事長,與身兼「中德文經協會」理事長的蔣將軍也有一定程度的互動。考夫曼和他的「團員」們與將軍年齡相若,在德軍
受養成教育的時間和背景也類同,因此,他們間是有「共同語言」的。

一般來說,蔣將軍對德國顧問們都相當客氣和禮遇,但必要時,也十分堅守原則。例如民國六十一年的明德案期間,接受訓練的裝甲部隊對顧問就頗有微詞。而孟澤爾將軍在參觀
「裝步戰鬥隊村落攻擊」作演習講評時,也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許多該顧問在戰術、戰鬥上不該犯的錯誤。次年,考夫曼將軍接任明德小組首席顧問時,原本向國軍推薦同一人繼
續擔任裝甲兵與反裝甲的顧問,但被蔣緯國將軍回絕(蔣將軍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及十二月十二日致考夫曼函。後一封信中有以下字句:「...除x氏外,我們對您費心挑選
的明德小組工作同仁均十分同意。根據與x氏共事的部隊報告顯示,他在戰術教育及教學方法上都乏善可陳。...」)。

另一位明德小組的靈魂人物,是被蔣將軍稱為「王大哥」的王洽南將軍。王老年齡比將軍長,留德的資格也老。蔣將軍在西北當連長時,王老就已在中央軍校七分校當上校工兵科
長了。從小在青島唸德國學校,燕京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的王將軍是從海軍陸戰隊司令任內退役後,再被明德小組禮聘為首席連絡官的。孟澤爾九次在台工作,跟王老都是「焦不
離孟,孟不離焦」,兩人間的默契也好得無以復加。但像王老這樣的人,絕對是有脾氣的。譬如他的愛真理,就到了絕不妥協的地步。許多明德小組的連絡官都曾在擔任口譯時,
被他毫不顧情面地當眾糾正,而變得臉紅脖子粗。即使對大家暱稱為「老板」的蔣將軍,王老也「擇善固執」地不稍相讓。有人就看過蔣將軍氣得背地裏跳著腳罵:「王老頭!」但
一會兒當著面,卻又是心悅誠服地:「王大哥!」

明德案的副產品是「培德案」。從民國五十三年到六十二年間,陸軍共派赴西德留學九批學員,計二十七人次,二十五人(因張昭然,劉能寬係兩度留德)。這些軍官,受訓時最高
階者是中校,最低階的是中尉;日後軍職最高發展計上將三人(陳廷寵,殷宗文,李楨林) ,中將九人(其中周世斌,施震宙曾任退輔會正、副主委),少將五人,上校七人,上尉一人
(鄭元愷於德國車禍罹難);晉升將官比例高達68%。當年這些軍官的考選過程是相當嚴格的,在出國前就受蔣將軍知遇者,也只有施震宙、鄧祖謀等少數幾位裝甲兵科的學長們。而
他們這幾位的學養、才幹和品格,也確是最佳的一時之選。

培德案的軍官在學成歸國後,雖都被派至部隊、學校或高司服務,但大多數也都曾被徵召到「臨時編組」的明德小組來當過連絡官。這份每年四個月的差使,雖然能給個人帶來每
月八百元的連絡官加給和若干論字計酬的翻譯稿費,但其實是辛苦萬狀的。除了少數例外,連絡官和顧問都是一比一的搭配,從筆譯、口譯、會談記錄全是一腳獨踢,還外帶要陪
顧問出席那無休無止的酬酢,假日兼作導遊,以及陪顧問夫人逛街購物等,更是不一而足。但從老到小,這群連絡官們都是任勞任怨、宿興夜寐地的做去。許多人現在還記得:夜裏
兩、三點起夜,還看見首席連絡官(先後有王洽南、施震宙、鄧祖謀、周世斌等先進)在房中挑燈夜戰趕譯作,而第二天一早六、七點,老人家又精神抖擻地陪同顧問出門了。

回想起來,大夥兒當初有這份奮不顧身的幹勁,除了受使命感、榮譽心的驅策外,連絡人蔣將軍和顧問們對我們的器重和肯定,也是關鍵性的原動力。在小組裏,偶爾會「吃包
子」(即吃排頭之意)的是主司行政、聯繫與後勤的「連絡人助理」,對我們這些連絡官,蔣將軍是只有鼓勵,絕無責難的。我們當然也犯過錯,但都是主動發現,主動改正;而年
長、資深者也會不保留地對新進者施以教導。在蔣將軍的感召下,小組裏始終保持著很友好的氣氛。公事上雖然有階級、長屬之分,但平時都能彼此平等相待,確確實實地履現了
「親愛精誠」校訓的真諦。明德案雖已結束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但這份友愛,卻在當初的成員中流傳了下來:蔣將軍在世時,在台的留德同學們每年都會舉辦壽宴,從無間斷;同學
們私下的聚會,更是頻繁,以致連眷屬們都結成了好友。而最後三年在台工作的「考(夫曼)團」顧問們,從明德案結束起,就每年聚會一次.二十五年來,雖人物日漸凋零,卻從
無中斷。民國八十三年初夏,周世斌學長時任退輔會主委,曾邀請尚在世的全體顧問夫婦、遺孀及旅居德、奧的趙育午學長與我夫婦赴台訪問一週。全體抵台之後,曾拜訪了病中
住院的蔣將軍,到五指山國軍公墓向故王洽南將軍致敬。最後的高潮是時任國安局局長殷宗文學長作東,在晶華飯店宴請連絡人伉儷。當晚,明德小組中、德同仁及眷屬席開三大
桌,融融一堂,蔣將軍還興致勃勃地致了詞,一直呆到終席。

今逢蔣將軍去世三週年,僅以此文紀念,並為歷史填上一小塊空白。至於明德專案的起源、過程、與成敗檢討,則已收錄於拙編《「明德專案」 - 德國軍事顧問在台工作秘史》一
書中,諸軍中當道與後進若感興趣,或可將之視為蔣緯國將軍給您們留下的一小筆遺產。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凌晨三時完稿於維也納
刊載於《傳記文學》民國八十九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