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15
文學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翻譯家──改變一個時代的譯者嚴復        黃碧端 【聯合報】
歷史所不會忘記的,是翻譯家嚴復所發揮的巨大影響。……他為譯事所立下的「信達雅」三原則,解讀歧義雖
多,恐怕迄今仍是最多人奉行的準則……

嚴復出生的時候,一八五三年,中國已經從赫赫威儀的「天朝」淪為列強的俎上之肉:鴉片戰爭發生過了,南京條約、五口通商,馬關條
約、香港割讓……成串喪權辱國的挫敗正一一等在前方。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是愚夫的餘勇;有識者看見的是侵略者背後西方文明的力
量。有人已經準備要揮灑革命的熱血,有人則開始介紹西學。
但是,引介西學得先有人將重要的經典譯為國人能讀的文字。在幾乎沒有人具備這樣能力的當時,嚴復的適時出現,彷彿就是為了要完成
這個使命。

一八六七年,十四歲的嚴復因為父親驟逝,放棄了私塾館課,進入沈葆禎所創辦的福州船政學堂,這也等於放棄了科舉之途,選擇了追求
「船堅砲利」的西學。在這之後,嚴復差不多每隔十年就經歷一次人生的轉折。而所有的轉折,都為他鋪下通往翻譯工作的路途:
一八七七年,嚴復赴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深造。同時對英倫政治社會體制亦極留意,當時思想開明的駐英公使郭嵩燾視之為忘年之交。兩年
後嚴復學成回國,受聘任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清廷御史張佩綸(即作家張愛玲的祖父)曾在與李鴻章討論海軍人才時,認定嚴復
「器識閎通,天資高朗」,未幾李鴻章將嚴復調到天津。

一八八九年,嚴復升任為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但已開始轉而關心革新救國。一九九五,甲午戰敗,嚴復發表〈論世變之亟〉、〈救亡決
論〉等文章,主張變法維新,宣傳「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理論,成為維新運動的重要理論家之一。

一八九七年,嚴復參與創辦《國聞報》,宣傳革新;同時也開始翻譯《天演論》,在《國聞報》上連續發表。次年入宮覲見光緒皇帝;同
年光緒下詔變法,推行新政,但慘遭失敗。主事的戊戌六君子被處死,《國聞報》因報導變法,也被勒令停辦。
原聯合報專欄: 半月文學史專欄 Columns:
Pi-Twan Huang
黃碧端
Googled Glimpses of Distinguished Career: Pi-Twan Huang 黃碧端: Part 001
專欄 Columns: Part A: Pi-Twan Huang 黃碧端
黃碧端
從一八六七到一八九七年,整整三十年了。那個十四歲的孩子現在已經年近半百。但這期間,他既學了洋人的技術之學,也見識了西方 民主發祥地的典章制度,還因此練就了英語
文的工具。但是在政務的參與上,他經歷的卻是自己國家欲振乏力、割地賠款節節敗退的屈辱。如果嚴復的人生停留在這三十年的軌道上,歷史大概很快就把他忘了。但是作為翻
譯家,他的生命這時才真正開始,而歷史所不會忘記的嚴復,是翻譯家嚴復所發揮的巨大影響。

戊戌變法失敗後,嚴復開始大量譯述西方重要思想著作,包括《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1898)、《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901)、《群學肄言》(A Study of Sociology, 1903)、《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 1903)、《穆勒名學》(System of Logic, 1903)、《社會通詮》(History of Politics,
1903)、《法意》(Spirit of Law, 1904-1909)、《名學淺說》(Logic, 1909)等。這是第一次有人把西方重要的經濟、政治、社會、自然科學和哲學思辨經典,大量地譯為中文。
對當時饑渴於西方新思潮和新文化的知識分子來說,其震撼與啟迪殆非今天所能想像。而當中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天演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胡適在他的《四十自
述》中便曾回憶,《天演論》一出:

數年之間,許多進化名詞在當時報章雜誌的文字上,就成了口頭禪。無數的人,都採來做自己和兒輩的名號,由是提醒他們國家與個人,在生
存競爭中消滅的禍害。

這個當時才進澄衷學堂念書的少年,也因此把自己的名字從「胡洪」改成「胡適」。另一個近代文學重鎮魯迅,在文集《朝華夕拾》中,也說到自己啟蒙之初,在學校生活中最大
樂趣就是「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毛澤東則曾在延安和美國記者Edgar Snow談話時,興奮地描述他少時讀《天演論》的情景,稱嚴復是「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
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人物」。──嚴復的西學譯述,在中國面臨時代變局的一刻,適時成為巨大的刺激,影響了許多改變時代的關鍵人物。

嚴復的主要身分不是文學家,但他也留下不少詩文創作;他的翻譯所以一出現即造成風潮,除了當中的意念,譯筆的文學質地也絕對是關鍵。桐城大家吳汝綸便曾稱讚他的文章
「往復頓挫,深美可誦」。用魯迅的話,則是「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我們看他在《天演論》一開始的譯文,便不難證明:

……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 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蝝之齧傷。
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

這個譯文今天看來當然是「桐城餘孽」了,但在當時,這樣的雕琢駢麗,必也是知識分子讀之而齒頰生香的原因之一吧。而他為譯事所立下的「信達雅」三原則,解讀歧義雖多,
恐怕迄今仍是最多人奉行的準則。

嚴復晚年日趨保守。不僅主張恢復科舉,也襄贊復辟,其心態轉折,又是另一個大可玩味的問題。不過,就如哈佛大學的知名中國近代史學者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在
他的嚴復研究,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中指出的,經過嚴復把達爾文主義傳入中國後,中國知識界所有的奮鬥目標,都可以歸納為對國家富強的無止盡的
追求,這也差不多是夏志清教授歸納現代(指1919至1949)中國文學特質時所說的「感時憂國精神」;而夏氏之文也舉嚴復為其著例,以翻譯家而發揮如斯時代影響,嚴復恐怕真
是空前絕後了。
【2006/02/15 聯合報】  @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