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有一次夜晚，高三甲班的导师杨老师拿着一本学生的生活周记气冲冲地来到我家， 要求见父亲，一见了面便将周记递给父亲看，并要求父亲开除这名学生，因为这位同学 在学习心得一栏，批评儒家的思想，认为儒家不如墨家兼爱非攻来得伟大博爱，亦不如 法家的公正廉明，实在一无可取，杨老师说这位同学的思想一定有问题，应该送交情治 单位处理。父亲聆听之后，很平静地对杨老师说这件事情他会亲自处理。第二天早晨到 校后将这位同学叫到校长室，问他是什么动机会写这篇心得，听学生解说后，笑着说： 『你的说法乍听之下不无道理，我可以接受，但是你的导师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言论， 这样吧，同情同情我这个校长，高三的导师实在不好找，你就为了我向杨老师认错道 歉！你总不能要我一个人兼高三四个班级的导师吧！ 』这件事也就在父亲开明的作风下 解决了。 」 那年（1958）是白色恐怖盛行时代，幸亏辛校长开明，事情很快地解决。文中提到的学 生就是我。其中的「思想一定有问题，应该送交情治单位处理」，50年后的今天看到， 仍有「毛骨悚然之感」。尤其看上述几篇文章，「陈中统案」还发生于上述1958年提到 我的故事之后。当台湾的民主及自由正在倒退之际，希望类似的白色恐怖在台湾不会再 出现。 50年后自己的印象仍深刻，趁这机会写下跟这是有关的前后的故事，也算为台湾 历史留个见证。 侮辱师长的故事 上述的杨老师很喜欢谈中国的固有道德文化，1958年教我们高三甲班的国文外还当我们 班的导师。高三下学期，记得上国文课时，谈到「乡愿」。杨老师课堂上讲了不少什么 是「乡愿」，现在已不记得他讲些什么。那一星期周记，我在周记写感想。我最记得是 那周记中，我说「乡愿」也就是伪君子，这些人讲得头头是道，但做起来就完全不一 样。文中批评儒家的伪君子最多，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写的内容，有否或如上段三立兄 所言，还讨论墨家和法家。杨老师会勃然大怒，因为他认为我在骂他伪君子。 我完全不知道他去找辛校长及还要送交情治机关一事，我也不记得辛校长跟我讲过什 么。后来杨老师叫我到那间老师们的大办公室，大声地拍桌子骂我侮辱师长，我辩称只 是写感想而已，很记得他说： 「你以为我是小孩子，看不出来你的用意在骂我伪君子」。他说要学校开除我，倒没讲 我有思想问题或送交情治单位一事。因声音大，那时有几十位经过的学生围观。 以后训导主任陈光洋老师叫我去，虽不记得他跟我说过什么，只记得他叫我写一篇「悔 过书」。我写的悔过书完全没提上述周记一事，开头我按照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感 言〉中的几句话，用毛笔写了类似下面的几句「生幼性顽钝，弗受绳尺，及长常冒犯师 长，敬请诸位师长原谅」。陈主任只叫我在诸位老师前加上杨老师的名字就好了，没再 说什么。 以后再也没什么事也顺利毕业，我不知道后来我的品行的如何， 或国文科几分，最后一 学期没收到成绩单。那时代的成绩单上，我记得有「品行」一栏，有甲、乙、丙之分， 每级还加上、下如乙下。最记得初一上学期时，我大概比较顽皮，我的品行乙下，让我 父母亲担心了一阵子。 50年后仍不能想像，这种文章会送交情治机关。杨老师会认为我侮辱师长，用现代术语 就是他自己「对号入座」。他只是怀恨，要把我送交情治机关，我的文章写得很一般 化，没针对他或任何某一人， 所以辛校长及陈训导主任，都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也没记 我过。我那种悔过书，看来只是陈主任及辛校长为敷衍杨老师而已。我的品行及格也毕 了业，虽是最后一名还名列那时保送台大的名单中，我最后还是放弃，参加联考。 杨老师在我们升高三时才转来新竹中学教国文。他最喜欢谈他跟阎锡山的关系以及太原 五百完人的伟大殉城故事，记得当时台北圆山立有「太原五百完人冢」，太原五百完人 的史事曾编入教科书，用来教育学生爱国反共的观念。顺便一提，只要用「太原五百完 人」到Google去查，有很多文献说其中的故事很多是造假的。 高三上学期，开学几个星期内，记得他有一次上课，不记得是否谈到「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是知也。」，杨老师说若有错他不怕大家指出来。不久谈到成吉思汗打遍欧 亚大陆，他说抵抗成吉思汗最顽强的是中国。有位很用功而且正直的同学，大概被早些 时候老师的鼓励可指出错误，向杨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打中国的应不是成吉思汗是否 该是忽必烈。杨老师勃然大怒，记得训话了我们一段时间，很记得他说了一句话：「难 道成吉思汗一兵一将全死光了？」，在骂了一阵子后，上课中走出教室。 在杨老师的坚持下，那同学因为「冒犯」师长之类的罪过，被背记了一个大过。那同学 是我们那一年毕业班上最好学生之一，是两位大家叫「道德先生」的一位。那时的训导 主任大概有点觉得对不起那位同学，我注意到公布栏贴出记大过公告的当天下午就拿下 来，后来学期结束前，记了那位同学一个大功补过来。 我们称呼那两位同学为「道德先生」，可说是最高的荣誉。那年联考不分组，他们两人 都受辛校长的感召，上述被记大过的同学第一名，另一位前几名，都以第一志愿考进师 大的教育系。两人后来都从事教育工作，我后来曾在报上看到那位被记过的同学的消 息，是一所师范大学有名的好教授。 大概是那同学冒犯师长事件被记过之前，高三上学期最初几个星期，那时还不知这位杨 老师的厉害。有次作文科的题目是〈上课的甘苦谈〉，很天真地在作文簿上写了几句 话，类似「上课时的一大苦处，听老师们的吹牛」的话。结果那一次的我的作文一个字 也没改， 后面用红笔写下好几句话，现在只记得其中一句「⋯刑其师者⋯」后面也许有 「罪大莫焉」之类的话。从此以后，我的作文整学年一字不改。我也忘了那学期我的品 行等级如何，或国文科几分。 「道学」或「竹中杨老师道貌岸然」症候群 现在想想这类白色恐怖的事情大概不会再发生，不过这一类的心态引发的事件还经常发 生。先用大帽子给个罪名，譬如像上述的「思想有问题」，马上再加上处理方式，譬如 开除及送情治单位，不先调查或说明原委。最近媒体上看到医学院的评鉴委员洪兰教 授，对台大医学院评鉴的风风雨雨，顺便谈谈这两事件的关联。 洪教授在评鉴后在杂志撰文并开记者招待会，质疑台大医学院学生上课不用功，学生迟 到吃泡面或睡觉，她痛批学生「不敬业」，将来当医生会「害死人」。这就跟杨老师心 态类似，先给个大帽子罪名，再加危言耸听的后果。我们姑且称之为「竹中杨老师道貌 岸然」症候群，或简称「道学」症候群。 像上述台大医学院上课时，学生迟到吃泡面或睡觉并没什么了不起。我教书上课30几 年，不管小班或大会议室的大讨论会，常准备东西给人吃。我们上课大部分在中午，学 生在课堂内吃饭很平常。学生在课堂上，医生在医学教育的会上，教授也一样打瞌睡。 有人甚至在text message 或玩电子游戏，这些一点也不稀奇。不必拿个大帽子罪名，再加 危言耸听的后果说这样的医生会害死人。 这种现象变得愈来愈多，尤其开始规定学生或住院医师上课必须签名，医师必须每年有 若干继续教育学分才能给新执照。签了名就离开的人常常有，这是人之常性，不分科系 或学校，也不分地区全世界都一样，一点也不足怪。想来洪教授在美国没教过书，大惊 小怪，社会及媒体更不必随她起舞。我不相信洪教授求学期间，没缺过课或上课时打瞌 睡或做其他的事。 上述这种上课没认真听讲的现象，在没有兴趣的课程或演讲，又不得不去时最明显。洪 教授据我所知，本读法律系毕业，出国留学后改读心理学。大概读法律没兴趣才改读， 我不知道她从前有没有逃过课，上课时没专心打瞌睡或做些「不敬业」的事。全世界最 专业的学生，大概是北韩的学生，其次是中国学生吧，他们不敢缺课迟到，也战战兢兢 不敢打瞌睡。 辛校长的开明精神 我也必须再回头提辛校长的开明作风，他不但让这件事顺利解决，我还听说因辛校长也 兼班导师，他那班一同学，常在周记谈对社会的不满，他非常宽容从未制止或警告。据 说只在毕业前，跟他讲毕业以后公开讲时小心点。一位高我一班的，在刘自然案时，到 新竹的美军顾问团处丢石头，被警察抓去。校长保他出来后，也没处罚他。 当太平舰被中国打沉时，有位高年级的学生，要投笔从戎，校长劝他好好读书。这几位 后来都上大学，没听说过有什么问题。第一位去读社会学有关的科系，第二位考上台 大，是田径队健将。辛校长的开明作风，可能为台湾挽救了难得的人才。 上面特别提辛校长的开明作风，我也称之为「辛校长开明精神」，他提倡容忍学生的不 同作风及思考。辛校长高三时教我们三民主义，现在已不记得他上课的内容，跟其他老 师有什么不一样。或许他讲多一点其他的政治思想，也许就是下面林柏燕先生讲的「民 主」。 （《文讯》月刊登出作家林柏燕已于2009年12月底病逝，享年74岁谨此表示悼 念） 我还记得的一件事可看出他的容忍作风，新竹中学那时自桃竹苗三县远地通车来的学生 不少，一清早就通车来，17-18岁青少年的生长期间，早晨最后一堂课前的休息时间，偶 而有同学肚子饿，就先「偷」吃便当，好像学校也禁止。有次辛校长大概提早来上课， 那时仍要喊起立敬礼。喊的同学也「偷」吃中，喊时喷了一口饭，校长摇摇头跟大家一 起笑，一句谴责的话也没说。 开明精神的后果 辛校长开明精神想来一定有好效果，显然在文学上可能也有些影响。以前看到过钱鸿钧 的文章讨论林柏燕（〈林柏燕致钟肇政函之探讨〉，《战后台湾文学之窗——钟肇政六 百万字书简研究》，页461），钱鸿钧认为林柏燕比起他的师大中文系同学或同时代的 作家，有较强烈的反抗意识及批判意识。钱去探访林时问他，为什么比较不会受国民党 教育体系的控制。林柏燕提出了他接受新竹中学的教育的缘故。还提及辛校长的种种事 迹，特别是「民主」这一点。 最近达尔文诞生200年的各种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下几句： 达尔文早年上学没什么 进展，使他父亲很不高兴。父亲认为少年的达尔文是个游手好闲的纨子弟，有一次指责 他「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 」幸亏达尔文的父亲没把他放入「放牛班」，开明地送他去读Edinburgh（爱丁堡）大学 读医及剑桥大学读宗教神学的课程。假如当时他父亲认定达尔文这「最不敬业的学生」 无药可救，这世界大概会不太一样。 「毛骨悚然之感」 上面谈到50年后的今天仍有「毛骨悚然之感」，不但是因为看到本刊的几篇文章，听到 白色恐怖盛行时代的不少惨事。一位亲戚告诉我，他弟弟坐火车回家时被警总的人带 走，音信全无几个月，只因为上班的同事中，有人被怀疑思想有问题。医学院的前辈中 被抓去绿岛管训的不少，在上述本刊的文中也提到几人。我跟其中一位，后来在美国跟 他通电话及写信联络多次，对他的才华在绿岛被消耗，心中仍耿耿于怀。 想到新竹中学的另一个经验，更加一层「毛骨悚然之感」。大概高一或高二时，有一位 同学，在回家走到车站的队伍中，指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告诉我那位学生被管训一段时 间后，又回到学校上课。看那人冷漠无精打采的样子，到现在仍记得。难怪他冷漠无 神，被管训后又排入不认识的同学中，可能又被同学另眼看待。听说他的情况跟学校无 关，校外的邻居或认识的人思想有问题而被牵累。 体制内、外 有位朋友看到辛三立兄〈父亲的轶事〉的那段文章，来信跟我说，我的运气还好，碰到 辛校长。还好那位杨老师没越过校长向情治机关报告，还算尊重体制，若越过体制做 「体制外」报告，也许辛校长都救不了我。像洪兰那样走体制外的路线，写文章开记者 招待会，很可能她另有她的目地，跟医学院评鉴体制完全无关，向体制外发展。从前那 时代向体制外发展的确有好处，譬如打小报告者有些甜头。现代时空不一样，洪兰要打 「大报告」到媒题，才有大好处。 体制内、外在政治有关的论坛最多人讨论，革命当然是体制外， 毛泽东很有名的一句话 「造反有理」，只适用于他无权及失权时。一旦掌权时，他就独裁，连「体制内」的 「百花齐放」都不能有。要民主、要自由或有异议都有体制内、外的管道。有不一样的 目标，就会有不同的考量。 学生上课不专心认真，最主要是内容或讲课方式使学生没兴趣， 或课程的设计不适当。 我自己常认为是老师或学校制度的问题较大， 这种情形下，不是学生不敬业的问题。最 需要改善的是体制内的改良，要求老师或讲员改进，修改课程等等。在媒体投诉骂学 生，使社会舆论骂学生为乐，闹得风风雨雨，忽略了整个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 日据时代的高等学校教育 写到这里想起最近常写战后初期的医界人物，连带了解些日据时代高等学校或帝大预科 的教育。学生们都是精挑细选的优秀人材，那时他们上学没有朝会、升旗或各种「道 学」式监控制度，考试也不排名。上课自由，当然也不点名而且来去自由。用洪兰的观 点来看，他们最吊而琅当，「最不敬业的学生」。 这种自由开放的学风下，老师不会逼人背书念书，鼓励每个人自由思考和发展。那时的 教学方式如有启发性，能打开学生的思维。大家反而会更广泛地读各种书籍，包括文学 名著、社会主义及人生哲学。学校鼓励大家尽量吸收课外的知识，可以用来增加思考及 判断力。对各种不同类的课外活动及运动都发生兴趣。更知道社会百态而使自己的思想 日渐成熟。在战时的军国体制下，可说非常不相配，但他们仍享受比较自由开明的教 育，这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我最羡慕的教育。来美国后自己所受的教育，观 察美国各级尤其自己小孩的教育，还有在医学院当教职的经验，对开明、自由与容忍非 常赞赏。比台湾「道学」式教育环境下，学术更自由，老师及学生较有广阔且自主性的 思想。 「最不敬业的学生」的后来 医界这种典型就是李镇源、宋瑞楼及谢献臣教授等等。看宋瑞楼的文章，他说最近不少 有成就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提到高等学校教育方式是促使日本国富民强的原因之一。台 湾这些「最不敬业的学生」 是战后台湾学术界教学及科学研究的主力。我认为他们那时 代的高等学校的教育影响他们最多。 我最近探讨台湾战后初期的疟疾研究所，台湾能根除疟疾最大关键之一是早期有十三位 台湾人医师投入，这十三位中绝大多数是日据时代高等学校或帝大预科的学生。更惊奇 地发现那时代在战时或战后初期毕业生从事公共卫生或基础医学的人相当多。去查台大 医学院校友会名册，台北帝大医学部1945年及台湾大学医学院1949年以前共有台籍毕业 生214人毕业，从其名单中最少有12人从事公共卫生，另有9人从事基础医学，两者加起 来最少有10%。 我常跟人说，台湾医界承续日据时代的高水准，主要来自日籍教师的身教以及高等学校 或预科的开明自由风气。其实医界之外，在理工、法律及其他各界也有不少受同样的高 等学校或预科教育的「最不敬业的学生」如李登辉、吴守礼、赖永祥、王源等。记得约 在1970年，在美国参加一同事儿子的生日聚会，参加者大概除了我之外都是新台湾人 （外省人）的理工留学生。他们怀旧畅谈读台大时的种种，我仍记得很清楚其中一位的 话：「坦白地讲，那时候真正在做研究的只有那几个台湾人」。 结语 回头再来谈我那篇周记引起的「思想问题」，的确我的运气还算好，幸亏杨老师没 越过校长向情治机关报告，更感谢辛校长开明的思想和气度。由于人民的努力，台湾的 自由民主渐渐进展，这一类在白色恐怖盛行时代可能会发生的「思想有问题，情治单位 处理」的事情，变成非常遥远。可是最近一年多来，有迹象可能在倒退中，大家仍应该 提高警觉并继续努力来保持台湾自由民主的制度。 坚持「道学」作风者，有他/她们的另类考量。这样「道学」教育出来的学生绝对不会比 较有创造的精神，跟敬业更没有关系。我最羡慕的倒是日据时代那一类培养「最不敬业 学生」的高等学校教育。 谨以此文向辛志平校长致敬致谢。 （作者曾服务St. Louis大学及Glennon枢机主教儿童医院小儿科现已退休） |
| 「又有一次夜晚，高三甲班的導師楊老師拿著一本學生的生活週記氣沖沖地來到我家， 要求見父親，一見了面便將週記遞給父親看，並要求父親開除這名學生，因為這位同學 在學習心得一欄，批評儒家的思想，認為儒家不如墨家兼愛非攻來得偉大博愛，亦不如 法家的公正廉明，實在一無可取，楊老師說這位同學的思想一定有問題，應該送交情治 單位處理。父親聆聽之後，很平靜地對楊老師說這件事情他會親自處理。第二天早晨到 校後將這位同學叫到校長室，問他是什麼動機會寫這篇心得，聽學生解說後，笑著說： 『你的說法乍聽之下不無道理，我可以接受，但是你的導師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言論， 這樣吧，同情同情我這個校長，高三的導師實在不好找，你就為了我向楊老師認錯道 歉！你總不能要我一個人兼高三四個班級的導師吧！』這件事也就在父親開明的作風下 解決了。」 那年（1958）是白色恐怖盛行時代，幸虧辛校長開明，事情很快地解決。文中提到的學 生就是我。其中的「思想一定有問題，應該送交情治單位處理」，50年後的今天看到， 仍有「毛骨悚然之感」。尤其看上述幾篇文章，「陳中統案」還發生於上述1958年提到 我的故事之後。當台灣的民主及自由正在倒退之際，希望類似的白色恐怖在台灣不會再 出現。50年後自己的印象仍深刻，趁這機會寫下跟這是有關的前後的故事，也算為台灣 歷史留個見證。 侮辱師長的故事 上述的楊老師很喜歡談中國的固有道德文化，1958年教我們高三甲班的國文外還當我們 班的導師。高三下學期，記得上國文課時，談到「鄉愿」。楊老師課堂上講了不少什麼 是「鄉愿」，現在已不記得他講些什麼。那一星期週記，我在週記寫感想。我最記得是 那週記中，我說「鄉愿」也就是偽君子，這些人講得頭頭是道，但做起來就完全不一 樣。文中批評儒家的偽君子最多，現在已經不記得當時寫的內容，有否或如上段三立兄 所言，還討論墨家和法家。楊老師會勃然大怒，因為他認為我在罵他偽君子。 我完全不知道他去找辛校長及還要送交情治機關一事，我也不記得辛校長跟我講過什 麼。後來楊老師叫我到那間老師們的大辦公室，大聲地拍桌子罵我侮辱師長，我辯稱只 是寫感想而已，很記得他說： 「你以為我是小孩子，看不出來你的用意在罵我偽君子」。他說要學校開除我，倒沒講 我有思想問題或送交情治單位一事。因聲音大，那時有幾十位經過的學生圍觀。 以後訓導主任陳光洋老師叫我去，雖不記得他跟我說過什麼，只記得他叫我寫一篇「悔 過書」。我寫的悔過書完全沒提上述週記一事，開頭我按照蔣介石的〈五十歲生日感 言〉中的幾句話，用毛筆寫了類似下面的幾句「生幼性頑鈍，弗受繩尺，及長常冒犯師 長，敬請諸位師長原諒」。陳主任只叫我在諸位老師前加上楊老師的名字就好了，沒再 說什麼。 以後再也沒什麼事也順利畢業，我不知道後來我的品行的如何，或國文科幾分，最後一 學期沒收到成績單。那時代的成績單上，我記得有「品行」一欄，有甲、乙、丙之分， 每級還加上、下如乙下。最記得初一上學期時，我大概比較頑皮，我的品行乙下，讓我 父母親擔心了一陣子。 50年後仍不能想像，這種文章會送交情治機關。楊老師會認為我侮辱師長，用現代術語 就是他自己「對號入座」。他只是懷恨，要把我送交情治機關，我的文章寫得很一般 化，沒針對他或任何某一人，所以辛校長及陳訓導主任，都不認為有什麼問題，也沒記 我過。我那種悔過書，看來只是陳主任及辛校長為敷衍楊老師而已。我的品行及格也畢 了業，雖是最後一名還名列那時保送台大的名單中，我最後還是放棄，參加聯考。 楊老師在我們升高三時才轉來新竹中學教國文。他最喜歡談他跟閻錫山的關係以及太原 五百完人的偉大殉城故事，記得當時台北圓山立有「太原五百完人塚」，太原五百完人 的史事曾編入教科書，用來教育學生愛國反共的觀念。順便一提，只要用「太原五百完 人」到Google去查，有很多文獻說其中的故事很多是造假的。 高三上學期，開學幾個星期內，記得他有一次上課，不記得是否談到「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楊老師說若有錯他不怕大家指出來。不久談到成吉思汗打遍歐 亞大陸，他說抵抗成吉思汗最頑強的是中國。有位很用功而且正直的同學，大概被早些 時候老師的鼓勵可指出錯誤，向楊老師提出的一個問題，打中國的應不是成吉思汗是否 該是忽必烈。楊老師勃然大怒，記得訓話了我們一段時間，很記得他說了一句話：「難 道成吉思汗一兵一將全死光了？」，在罵了一陣子後，上課中走出教室。 在楊老師的堅持下，那同學因為「冒犯」師長之類的罪過，被背記了一個大過。那同學 是我們那一年畢業班上最好學生之一，是兩位大家叫「道德先生」的一位。那時的訓導 主任大概有點覺得對不起那位同學，我注意到公佈欄貼出記大過公告的當天下午就拿下 來，後來學期結束前，記了那位同學一個大功補過來。 我們稱呼那兩位同學為「道德先生」，可說是最高的榮譽。那年聯考不分組，他們兩人 都受辛校長的感召，上述被記大過的同學第一名，另一位前幾名，都以第一志願考進師 大的教育系。兩人後來都從事教育工作，我後來曾在報上看到那位被記過的同學的消 息，是一所師範大學有名的好教授。 大概是那同學冒犯師長事件被記過之前，高三上學期最初幾個星期，那時還不知這位楊 老師的厲害。有次作文科的題目是〈上課的甘苦談〉，很天真地在作文簿上寫了幾句 話，類似「上課時的一大苦處，聽老師們的吹牛」的話。結果那一次的我的作文一個字 也沒改，後面用紅筆寫下好幾句話，現在只記得其中一句「⋯刑其師者⋯」後面也許有 「罪大莫焉」之類的話。從此以後，我的作文整學年一字不改。我也忘了那學期我的品 行等級如何，或國文科幾分。 「道學」或「竹中楊老師道貌岸然」症候群 現在想想這類白色恐怖的事情大概不會再發生，不過這一類的心態引發的事件還經常發 生。先用大帽子給個罪名，譬如像上述的「思想有問題」，馬上再加上處理方式，譬如 開除及送情治單位，不先調查或說明原委。最近媒體上看到醫學院的評鑑委員洪蘭教 授，對台大醫學院評鑑的風風雨雨，順便談談這兩事件的關聯。 洪教授在評鑑後在雜誌撰文並開記者招待會，質疑台大醫學院學生上課不用功，學生遲 到吃泡麵或睡覺，她痛批學生「不敬業」，將來當醫生會「害死人」。這就跟楊老師心 態類似，先給個大帽子罪名，再加危言聳聽的後果。我們姑且稱之為「竹中楊老師道貌 岸然」症候群，或簡稱「道學」症候群。 像上述台大醫學院上課時，學生遲到吃泡麵或睡覺並沒什麼了不起。我教書上課30幾 年，不管小班或大會議室的大討論會，常準備東西給人吃。我們上課大部分在中午，學 生在課堂內吃飯很平常。學生在課堂上，醫生在醫學教育的會上，教授也一樣打瞌睡。 有人甚至在text message 或玩電子遊戲，這些一點也不稀奇。不必拿個大帽子罪名，再加 危言聳聽的後果說這樣的醫生會害死人。 這種現象變得愈來愈多，尤其開始規定學生或住院醫師上課必須簽名，醫師必須每年有 若干繼續教育學分才能給新執照。簽了名就離開的人常常有，這是人之常性，不分科系 或學校，也不分地區全世界都一樣，一點也不足怪。想來洪教授在美國沒教過書，大驚 小怪，社會及媒體更不必隨她起舞。我不相信洪教授求學期間，沒缺過課或上課時打瞌 睡或做其他的事。 上述這種上課沒認真聽講的現象，在沒有興趣的課程或演講，又不得不去時最明顯。洪 教授據我所知，本讀法律系畢業，出國留學後改讀心理學。大概讀法律沒興趣才改讀， 我不知道她從前有沒有逃過課，上課時沒專心打瞌睡或做些「不敬業」的事。全世界最 專業的學生，大概是北韓的學生，其次是中國學生吧，他們不敢缺課遲到，也戰戰兢兢 不敢打瞌睡。 辛校長的開明精神 我也必須再回頭提辛校長的開明作風，他不但讓這件事順利解決，我還聽說因辛校長也 兼班導師，他那班一同學，常在週記談對社會的不滿，他非常寬容從未制止或警告。據 說只在畢業前，跟他講畢業以後公開講時小心點。一位高我一班的，在劉自然案時，到 新竹的美軍顧問團處丟石頭，被警察抓去。校長保他出來後，也沒處罰他。 當太平艦被中國打沉時，有位高年級的學生，要投筆從戎，校長勸他好好讀書。這幾位 後來都上大學，沒聽說過有什麼問題。第一位去讀社會學有關的科系，第二位考上台 大，是田徑隊健將。辛校長的開明作風，可能為台灣挽救了難得的人才。 上面特別提辛校長的開明作風，我也稱之為「辛校長開明精神」，他提倡容忍學生的不 同作風及思考。辛校長高三時教我們三民主義，現在已不記得他上課的內容，跟其他老 師有什麼不一樣。或許他講多一點其他的政治思想，也許就是下面林柏燕先生講的「民 主」。（《文訊》月刊登出作家林柏燕已於2009年12月底病逝，享年74歲謹此表示悼 念） 我還記得的一件事可看出他的容忍作風，新竹中學那時自桃竹苗三縣遠地通車來的學生 不少，一清早就通車來，17-18歲青少年的生長期間，早晨最後一堂課前的休息時間，偶 而有同學肚子餓，就先「偷」吃便當，好像學校也禁止。有次辛校長大概提早來上課， 那時仍要喊起立敬禮。喊的同學也「偷」吃中，喊時噴了一口飯，校長搖搖頭跟大家一 起笑，一句譴責的話也沒說。 開明精神的後果 辛校長開明精神想來一定有好效果，顯然在文學上可能也有些影響。以前看到過錢鴻鈞 的文章討論林柏燕（〈林柏燕致鍾肇政函之探討〉，《戰後台灣文學之窗——鍾肇政六 百萬字書簡研究》，頁461），錢鴻鈞認為林柏燕比起他的師大中文系同學或同時代的 作家，有較強烈的反抗意識及批判意識。錢去探訪林時問他，為什麼比較不會受國民黨 教育體系的控制。林柏燕提出了他接受新竹中學的教育的緣故。還提及辛校長的種種事 蹟，特別是「民主」這一點。 最近達爾文誕生200年的各種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下幾句：達爾文早年上學沒什麼 進展，使他父親很不高興。父親認為少年的達爾文是個遊手好閒的紈子弟，有一次指責 他「除了打獵、玩狗、抓老鼠，別的什麼都不管，你將會是你自己和整個家庭的恥 辱。」幸虧達爾文的父親沒把他放入「放牛班」，開明地送他去讀Edinburgh（愛丁堡） 大學讀醫及劍橋大學讀宗教神學的課程。假如當時他父親認定達爾文這「最不敬業的學 生」無藥可救，這世界大概會不太一樣。 「毛骨悚然之感」 上面談到50年後的今天仍有「毛骨悚然之感」，不但是因為看到本刊的幾篇文章，聽到 白色恐怖盛行時代的不少慘事。一位親戚告訴我，他弟弟坐火車回家時被警總的人帶 走，音信全無幾個月，只因為上班的同事中，有人被懷疑思想有問題。醫學院的前輩中 被抓去綠島管訓的不少，在上述本刊的文中也提到幾人。我跟其中一位，後來在美國跟 他通電話及寫信聯絡多次，對他的才華在綠島被消耗，心中仍耿耿於懷。 想到新竹中學的另一個經驗，更加一層「毛骨悚然之感」。大概高一或高二時，有一位 同學，在回家走到車站的隊伍中，指一位高年級的學生，告訴我那位學生被管訓一段時 間後，又回到學校上課。看那人冷漠無精打采的樣子，到現在仍記得。難怪他冷漠無 神，被管訓後又排入不認識的同學中，可能又被同學另眼看待。聽說他的情況跟學校無 關，校外的鄰居或認識的人思想有問題而被牽累。 體制內、外 有位朋友看到辛三立兄〈父親的軼事〉的那段文章，來信跟我說，我的運氣還好，碰到 辛校長。還好那位楊老師沒越過校長向情治機關報告，還算尊重體制，若越過體制做 「體制外」報告，也許辛校長都救不了我。像洪蘭那樣走體制外的路線，寫文章開記者 招待會，很可能她另有她的目地，跟醫學院評鑑體制完全無關，向體制外發展。從前那 時代向體制外發展的確有好處，譬如打小報告者有些甜頭。現代時空不一樣，洪蘭要打 「大報告」到媒題，才有大好處。 體制內、外在政治有關的論壇最多人討論，革命當然是體制外，毛澤東很有名的一句話 「造反有理」，只適用於他無權及失權時。一旦掌權時，他就獨裁，連「體制內」的 「百花齊放」都不能有。要民主、要自由或有異議都有體制內、外的管道。有不一樣的 目標，就會有不同的考量。 學生上課不專心認真，最主要是內容或講課方式使學生沒興趣，或課程的設計不適當。 我自己常認為是老師或學校制度的問題較大，這種情形下，不是學生不敬業的問題。最 需要改善的是體制內的改良，要求老師或講員改進，修改課程等等。在媒體投訴罵學 生，使社會輿論罵學生為樂，鬧得風風雨雨，忽略了整個教育問題的癥結所在。 日據時代的高等學校教育 寫到這裡想起最近常寫戰後初期的醫界人物，連帶瞭解些日據時代高等學校或帝大預科 的教育。學生們都是精挑細選的優秀人材，那時他們上學沒有朝會、升旗或各種「道 學」式監控制度，考試也不排名。上課自由，當然也不點名而且來去自由。用洪蘭的觀 點來看，他們最吊而琅當，「最不敬業的學生」。 這種自由開放的學風下，老師不會逼人背書念書，鼓勵每個人自由思考和發展。那時的 教學方式如有啟發性，能打開學生的思維。大家反而會更廣泛地讀各種書籍，包括文學 名著、社會主義及人生哲學。學校鼓勵大家儘量吸收課外的知識，可以用來增加思考及 判斷力。對各種不同類的課外活動及運動都發生興趣。更知道社會百態而使自己的思想 日漸成熟。在戰時的軍國體制下，可說非常不相配，但他們仍享受比較自由開明的教 育，這就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地方，也是我最羨慕的教育。來美國後自己所受的教育，觀 察美國各級尤其自己小孩的教育，還有在醫學院當教職的經驗，對開明、自由與容忍非 常讚賞。比台灣「道學」式教育環境下，學術更自由，老師及學生較有廣闊且自主性的 思想。 「最不敬業的學生」的後來 醫界這種典型就是李鎮源、宋瑞樓及謝獻臣教授等等。看宋瑞樓的文章，他說最近不少 有成就的日本人不約而同地提到高等學校教育方式是促使日本國富民強的原因之一。台 灣這些「最不敬業的學生」是戰後台灣學術界教學及科學研究的主力。我認為他們那時 代的高等學校的教育影響他們最多。 我最近探討台灣戰後初期的瘧疾研究所，台灣能根除瘧疾最大關鍵之一是早期有十三位 台灣人醫師投入，這十三位中絕大多數是日據時代高等學校或帝大預科的學生。更驚奇 地發現那時代在戰時或戰後初期畢業生從事公共衛生或基礎醫學的人相當多。去查台大 醫學院校友會名冊，台北帝大醫學部1945年及台灣大學醫學院1949年以前共有台籍畢業 生214人畢業，從其名單中最少有12人從事公共衛生，另有9人從事基礎醫學，兩者加起 來最少有10%。 我常跟人說，台灣醫界承續日據時代的高水準，主要來自日籍教師的身教以及高等學校 或預科的開明自由風氣。其實醫界之外，在理工、法律及其他各界也有不少受同樣的高 等學校或預科教育的「最不敬業的學生」如李登輝、吳守禮、賴永祥、王源等。記得約 在1970年，在美國參加一同事兒子的生日聚會，參加者大概除了我之外都是新台灣人 （外省人）的理工留學生。他們懷舊暢談讀台大時的種種，我仍記得很清楚其中一位的 話：「坦白地講，那時候真正在做研究的只有那幾個台灣人」。 結語 回頭再來談我那篇週記引起的「思想問題」，的確我的運氣還算好，幸虧楊老師沒越過 校長向情治機關報告，更感謝辛校長開明的思想和氣度。由於人民的努力，台灣的 自由民主漸漸進展，這一類在白色恐怖盛行時代可能會發生的「思想有問題，情治單位 處理」的事情，變成非常遙遠。可是最近一年多來，有跡象可能在倒退中，大家仍應該 提高警覺並繼續努力來保持台灣自由民主的制度。 堅持「道學」作風者，有他/她們的另類考量。這樣「道學」教育出來的學生絕對不會比 較有創造的精神，跟敬業更沒有關係。我最羨慕的倒是日據時代那一類培養「最不敬業 學生」的高等學校教育。 謹以此文向辛志平校長致敬致謝。 （作者曾服務St. Louis大學及Glennon樞機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現已退休） |
| Taiwan Island Village: 台灣島村: Outstanding People 台灣人傑 台湾人杰 In Memory of Principal Xin Zhiping (1912~1985) 紀念辛志平校長 (1912-1985) 纪念辛志平校长 (1912-1985) -13- 朱真一:「思想有問題，應交情治單位」——談「感訓」、「道學」及開明精神 朱真一:「思想有问题，应交情治单位」——谈「感训」、「道学」及开明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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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有問題，應交情治單位」 ——談「感訓」、「道學」及開明精神 □朱真一 Chu, Ch»n-yit（苗栗腔，教羅） Zhu, Zhin-rhit（新竹腔，通用） 「思想有問題，應交情治單位」——談「感訓」、「道學」及開明精 神 前言 在本刊的傳記中，看到張振騰的〈白色恐怖十二年冤獄—受刑人回憶 錄〉（7卷2期），菫霞的〈天空在屋頂的那一端：一個「思想犯」的 自述〉（7卷2期），還有陳明成的〈白色檔案‧黑色故事：陳映真在 「陳中統案」的角色爭議及該案所反映的政治文化〉（9卷3期），還 有張翠梧的〈白色恐怖黑牢外的家屬生活點滴〉（7卷3期）等等，真 可說看得心驚肉跳，看時都很慶幸，不但我遠離那些冤枉的管訓及監 獄，父母及闔家也不必受這一類的煎熬。 2008年是我新竹中學高中畢業50年，有幾位熱心同學為了連絡舉辦50 周年同學會，成立了一非常好的email連絡網。同學會完後，大家仍經 常用此網來連絡。最近看到陳武光同學寫一精采的竹中回憶文，想不 到其中一段寫到我。關聯到我高三時曾被國文老師認為是「思想一定 有問題，應該送交情治單位處理」的故事。我自己以前都不知道這個 事情，去信問武光兄，他告訴我，出自原登載於母校一本專刊的文 章，我50年後才知道。 以前良澤兄曾督促我，寫些過去的故事，紀錄我們那時代的生長過 程，或一些「心路歷程」類的東西留個見證。我以前總想我很平凡， 沒什麼值得寫，而且寫這類文章總會自我吹噓一番，不敢動筆寫自已 的故事。看了這文章後，再想想後認為，把這有關的經過寫出來，正 如武光兄來信所說，辛三立同學寫他父親的軼事主要為「彰顯老師之 蠻橫及校長之愛心」。最近又逢上洪蘭教授，對台大醫學院評鑑的風 風雨雨，此文也順便談跟這事件及那老師有關的回憶外，也談談這兩 事件的關聯。 思想有問題，應交情治單位 新竹中學出版的《辛志平校長紀念文輯》專刊（1992年12月12日出 版）中，有一篇是辛三立同學〈父親的軼事〉的一段文章（122頁）。 那段如此寫： |
| 「思想有问题，应交情治单位」 ——谈「感训」、「道学」及开明精神 □朱真一 Chu, Ch»n-yit（苗栗腔，教罗） Zhu, Zhin-rhit（新竹腔，通用） 「思想有问题，应交情治单位」——谈「感训」、「道学」及开明精 神 前言 在本刊的传记中，看到张振腾的〈白色恐怖十二年冤狱—受刑人回忆 录〉（7卷2期），菫霞的〈天空在屋顶的那一端：一个「思想犯」的 自述〉（7卷2期），还有陈明成的〈白色档案‧黑色故事：陈映真在 「陈中统案」的角色争议及该案所反映的政治文化〉（9卷3期），还 有张翠梧的〈白色恐怖黑牢外的家属生活点滴〉（7卷3期）等等，真 可说看得心惊肉跳，看时都很庆幸，不但我远离那些冤枉的管训及监 狱，父母及阖家也不必受这一类的煎熬。 2008年是我新竹中学高中毕业50年，有几位热心同学为了连络举办50 周年同学会，成立了一非常好的email连络网。同学会完后，大家仍经 常用此网来连络。最近看到陈武光同学写一精采的竹中回忆文，想不 到其中一段写到我。关联到我高三时曾被国文老师认为是「思想一定 有问题，应该送交情治单位处理」的故事。我自己以前都不知道这个 事情，去信问武光兄，他告诉我，出自原登载于母校一本专刊的文 章，我50年后才知道。 以前良泽兄曾督促我，写些过去的故事，纪录我们那时代的生长过 程，或一些「心路历程」类的东西留个见证。我以前总想我很平凡， 没什么值得写，而且写这类文章总会自我吹嘘一番，不敢动笔写自已 的故事。看了这文章后，再想想后认为，把这有关的经过写出来，正 如武光兄来信所说，辛三立同学写他父亲的轶事主要为「彰显老师之 蛮横及校长之爱心」。最近又逢上洪兰教授，对台大医学院评鉴的风 风雨雨，此文也顺便谈跟这事件及那老师有关的回忆外，也谈谈这两 事件的关联。 思想有问题，应交情治单位 新竹中学出版的《辛志平校长纪念文辑》专刊（1992年12月12日出 版）中，有一篇是辛三立同学〈父亲的轶事〉的一段文章（122页）。 那段如此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