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
往了绵阳文物局。除了对生命失丧的哀恸外，这个国家被大地震刺痛的，还有两
样，一是改革30年后，当代社会对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和个人生命权利与尊严的
痛切呼唤；二是中国文化古老源头的毁坏与重生。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
川、黑水等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实在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
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国版图内。如果说大地震发生在佛诞
节，只是一个文化的巧合。那么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几个源头被毁，对
这个族群的深层影响，和孩子们已逝的鲜活生命一样，都叫人悲切，难以自抑。
羌族的意义，并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一个氏族名
称，中华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头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
通婚后，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此次
大地震的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的故乡。但
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说禹为西羌，“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个源头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
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则是蚕丛称
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叠溪大地震中已经消
失。
5月12日之后，我们不但在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面前是幸存者。我们也是这一百
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
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我们活在其中的，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产物，
当一部分人在灾变中失去生命时，我们不但失去了他们，我们也失去了自身灵魂
的一部分。
于是灾难总是反思与革新的契机。当大地忽然摇动时，一个人一辈子积攒的不动
产，一个国家30年来的GDP崇拜，都开始显出荒谬。当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时，
就像当初几十万川军出去抗战，日常生活被打乱了，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
被怀疑。这些可爱的志愿者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灾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
德热情；我们看到的，更是一种生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我们在512之前的生
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
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
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这并非对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谓英雄，就是他在某个时刻的抉择，高度藐
视和否定了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
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政体与文化
的变迁。512之前，我们是怎么活的，社会是怎么鼓吹的，国家是怎么治理的；
512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我们的价值排序应该有所不同了。我们是
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
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
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象征着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的一次重生。每一个文化
与信仰群体、每一种民间力量，每一个行政和文化的区域，都应当得到一个机
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但不是为着重建一个刻舟求剑的冉駹
国，而是为着一个宪政转型的共和国，积累社会重建的伟大经验。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其实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
症。但我们看过太多的灾难了，我们甚至也看过太多灾难之后短暂的热情、善
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这一次是否不同，这一次灾难是否大到足以叫我们从此
活得不一样？叫我们未来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灵魂低头
帕斯卡尔的名言，可作为这场地震搜救工作的一个注脚。“人是一根芦苇，大自
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
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认识世界对他具有的优势，世界
却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幸存者，要特别感恩的是，这一次，当个体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极点
时，终于反过来赢得了国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
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
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
命、向着死者的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
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
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遇难者经确认是外国人的，遗体由中
国殡葬协会进行防腐处理”，对中国公民不能确认身份而进行火化或土葬的，特
别 “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
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 《意见》
更特别提出，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尊敬死者。这是否表明我们
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灵魂或人格；或者说，人身上
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
以继续有希望地活下去，因为生命的意义，不能建立在碰恰没有地震的偶然性
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是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对普通公民的尊
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
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时。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值得纪念的突破。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次灾
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
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
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否定了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个
体生命本身，开始真正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的副馆长，谈到地震博物馆时，他说，“要在遗址上，
设置一面墙，上面要有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终于应该有这样一座纪念
碑，这样一座哭墙了。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一个不缺地刻在上
面，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5月19日，从这一天
起，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我们低下头去，其实不是我们给了他们
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们。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
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
以爱为旗
46岁的龚天秀，被埋73个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
士，被埋216个小时后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堵墙被埋，彼此守望、
鼓励，在139个小时后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于降低每年28-30万人的
自杀数字。不过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惊骇了在日常生活中
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的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后一刻，俯身护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
年轻父母在地震发生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
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出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着
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
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彷佛一场洗礼。为什么一个甚至
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
至背叛。就像国家，甚至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了，但他活着的时候，
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于这座
城市的安逸。危难状态，是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恶的一种冲击。大灾大
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非要刺痛我们的，才能把我们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
惊醒。512当晚，成都处于惊慌之中，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队伍仍然
通宵达旦。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
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高
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明明暗暗的信仰
群体，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这次赈灾救援的一个亮点。
同时，温家宝总理的言行，和新闻信息的开放度，也几乎在极短时间内重塑了一
个新的政府形象。连《成都商报》这样的本地媒体，记者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
上，咄咄逼人地追问地震局对大量震前异象的了解情况。这一次，爱和勇气一起
增长，政府和民间遭遇了相互的感动，彼此都让对方意外。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因为近
10年来，中国有近6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
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去年，美国家庭收养的外国孤儿，
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全国领养理事会的查克·约翰逊解释说：
“在美国，父母对子女的爱无须源于血缘关系；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不是这样”。
尽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跨国收养应当是确认儿童不能安置于
国内寄养、收养，或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儿童原籍国加以照料的一种替代办法”。
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网
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但许多媒体，都以洋溢的语气，赞美着这一地震后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512之
后，在这个国家，人人都献出了平日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大灾大爱”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地驶进了一个博爱精
神的洗车房。然而，这种对道德的自我圣化，其实仍然是对死者灵魂的不敬。一
篇典型的救灾报道，最后说，“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
名单，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单。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我们极
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平均一次最多持续一个月。
不错，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极其匮乏的爱，在社会上被空前激发，我们也盼望这
次和以前不同，这一次我们对同胞的爱，是对自我中心、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和
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创。我们实在太希望这种“无须源于血缘关系”的
爱，可以恒久忍耐，永不止息。
但我们看到更多的，其实是无数冷漠的灵魂，无数缺乏在爱中委身的家庭，一个
匮乏的公民社会，一个对个人表达、汇聚对社会的关怀与参与存在重重阻碍的制
度。我们的心灵、文化与政治，就像被几千座大坝层层割断的河流。这一次，在
6万多个生命，几百万被苦难抹去表情的灾民，和广大的废墟面前，我们个人与
社会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确是被刺痛了。事实上，我们被刺痛到什么地步，我们
的爱才可能持续到什么地步。
短短一周，人们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于
救灾的“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绵阳出现
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
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道，甚至灾民中亦出
现对救灾物质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
和他人的抱怨。其实这一切使我们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就是512之前我们一
直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就像在什邡县红白镇，志愿者陈有伟不愿记者报道村里
物资分配的不公，担心“影响全国救灾的团结氛围”，但又不忍见到灾民在匮乏
中忍受不公。他说：“我们的确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国社会原来的问题因为一场
地震就全部变好了”。
真正的大爱，是怎样才能使收养地震孤儿的热情能够持续，使国内收养从此成为
源源不断的爱的河流，成为全国500万孤弃儿的祝福。怎样才能使一百万志愿者
的热情能够持续，开启民间非盈利的结社浪潮，成为对一个公民社会的祝福。怎
样才能使灾区的重建，成为重塑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契机；成为重建基层民主和农
村自治的契机；成为一个选举社会、开放社会的试验田。又怎样使温家宝总理的
个人形象，成为重塑政府乃至政体形象的一个转折点；使这一次国内媒体在传播
史上的成功突破，成为不断走向新闻自由、信息公开的一个里程碑。
当我们知道，美国普通家庭领养的中国孤儿，已超过全国福利院收养的孤儿总
数；当我们知道，秘鲁为四川大地震的死难者降半旗，设全国哀悼日，而这竟然
是秘鲁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哀悼日。“大爱”两个字，我们怎么说得出口。
我们中间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我们没有大爱，只有一个被刺痛
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善良的，但我们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
就比512之前更不如，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学会向死而生。
彩虹之约
5月23日，温家宝来到北川中学复课点，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
几年前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曾提到李鸿章1901年写给慈禧的遗折，“多难兴
邦，殷忧启圣”。这话出自《左传·昭公四年》中的“或多难以固其国”。从此一
百年间，从李鸿章到孙中山，从周恩来到温家宝，每一轮的民族苦难，“多难兴
邦”一语，就像刘德华的歌声“老天爱笨小孩”一样，都会作为一个民族的愿
景，被政治家反复提及。1915年，青年周恩来写下《或多难以固邦国论》，说读
到此语，“不禁深致服膺”。1966年中国陷入浩劫，邢台地震中周恩来再次提到
“多难兴邦”，以鼓舞士气。
这次地震后，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
点，是涌现出两个盛行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中华）”，一是“祈福”。一
家周刊甚至用了“世界为中国祷告”的标题。和温总理的“多难兴邦”一样，人
们以各种方式，开始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
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佛教徒和基督徒的身影，也成为一个插曲。成都街头
和灾区的路上，也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圣经中记载大洪水之后，空中出现彩虹，作为造物主与人立约的标志。人类在这
盟约中，有祝福，也有职责。这个责任就是怀着感恩的心，爱惜这个地球，以良
善的法则治理看顾这个世界。我们的经济腾飞了，城市改造了，但在这一人类的
使命上，基本上仍是一个失败者和渎职者。我们缺乏一个理性的和民主的公共空
间，和一个自由、多元的信仰和思想的价值平台，叫我们去反思、甚至去痛恨和
忏悔我们对这片土地犯下的一切罪孽，对自然的漠视，对环境的破坏，对耕地的
掠夺，这一切与对个人生命的轻视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港台和海外的一个通
用语是“赈灾”，而内地的习惯用语是“抗震”甚至“抗灾”。从中也能看到人
定胜天思想的根深蒂固。
截至5月23日的统计，大地震已造成长江流域2300多座水库受损。今天的中国建
造在九万座大坝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甚至在一些院士的口中，仍能听
到“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论调。
在2008年，13亿幸存者活在大地震的废墟上。若不能举目仰望，看见空中的彩虹
之约，看见人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多灾多难就不能兴邦，而只是一条不归路。如
果民间社会不能先以管家的心态，交帐的心态，当仁不让地与政府一道，去参与
治理这个社会；那么民间的奉献、捐助、献血、关怀和一切志愿者行动，就仍然
停留在一个好人的心态上，满足的只是自我的道德感。
当初紫坪铺水库的建造，因离都江堰太近，和几乎所有大坝一样，受到过民间环
保组织的反对和置疑。其实中国从不缺乏反对的声音，缺乏的是一个自由的表达
空间、温和的观念博弈，和一个容纳反对派的民主决策程序。地震之后传来消
息，同样受到民间置疑的彭州80万吨聚乙烯工程，有望得到四川和成都两级政府
的重新论证。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大地震迫使我们看见一个民主与开放社
会的价值观，就是每个人都是管家，每个人的一生都要交帐。这是一个新版本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令人期许的是，在救灾过程中，政府对此表现出了值
得赞扬的开明和宽仁，如果民间能表现得比政府更棒，那么“多难兴邦”、重现
彩虹之约，就将是中国社会一个真实的愿景。就是一份长命无绝衰的宪约，一种
如死之坚强的爱。
为此祝福四川，祝福政府，祝福中国。
2008-5-25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为全文，署名王书亚。
往了绵阳文物局。除了对生命失丧的哀恸外，这个国家被大地震刺痛的，还有两
样，一是改革30年后，当代社会对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和个人生命权利与尊严的
痛切呼唤；二是中国文化古老源头的毁坏与重生。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
川、黑水等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实在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
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国版图内。如果说大地震发生在佛诞
节，只是一个文化的巧合。那么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几个源头被毁，对
这个族群的深层影响，和孩子们已逝的鲜活生命一样，都叫人悲切，难以自抑。
羌族的意义，并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一个氏族名
称，中华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头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
通婚后，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此次
大地震的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的故乡。但
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说禹为西羌，“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个源头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
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则是蚕丛称
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叠溪大地震中已经消
失。
5月12日之后，我们不但在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面前是幸存者。我们也是这一百
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
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我们活在其中的，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产物，
当一部分人在灾变中失去生命时，我们不但失去了他们，我们也失去了自身灵魂
的一部分。
于是灾难总是反思与革新的契机。当大地忽然摇动时，一个人一辈子积攒的不动
产，一个国家30年来的GDP崇拜，都开始显出荒谬。当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时，
就像当初几十万川军出去抗战，日常生活被打乱了，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
被怀疑。这些可爱的志愿者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灾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
德热情；我们看到的，更是一种生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我们在512之前的生
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
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
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这并非对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谓英雄，就是他在某个时刻的抉择，高度藐
视和否定了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
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政体与文化
的变迁。512之前，我们是怎么活的，社会是怎么鼓吹的，国家是怎么治理的；
512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我们的价值排序应该有所不同了。我们是
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
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
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象征着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的一次重生。每一个文化
与信仰群体、每一种民间力量，每一个行政和文化的区域，都应当得到一个机
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但不是为着重建一个刻舟求剑的冉駹
国，而是为着一个宪政转型的共和国，积累社会重建的伟大经验。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其实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
症。但我们看过太多的灾难了，我们甚至也看过太多灾难之后短暂的热情、善
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这一次是否不同，这一次灾难是否大到足以叫我们从此
活得不一样？叫我们未来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灵魂低头
帕斯卡尔的名言，可作为这场地震搜救工作的一个注脚。“人是一根芦苇，大自
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
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认识世界对他具有的优势，世界
却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幸存者，要特别感恩的是，这一次，当个体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极点
时，终于反过来赢得了国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
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
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
命、向着死者的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
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
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遇难者经确认是外国人的，遗体由中
国殡葬协会进行防腐处理”，对中国公民不能确认身份而进行火化或土葬的，特
别 “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
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 《意见》
更特别提出，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尊敬死者。这是否表明我们
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灵魂或人格；或者说，人身上
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
以继续有希望地活下去，因为生命的意义，不能建立在碰恰没有地震的偶然性
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是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对普通公民的尊
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
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时。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值得纪念的突破。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次灾
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
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
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否定了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个
体生命本身，开始真正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的副馆长，谈到地震博物馆时，他说，“要在遗址上，
设置一面墙，上面要有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终于应该有这样一座纪念
碑，这样一座哭墙了。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一个不缺地刻在上
面，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5月19日，从这一天
起，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我们低下头去，其实不是我们给了他们
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们。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
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
以爱为旗
46岁的龚天秀，被埋73个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
士，被埋216个小时后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堵墙被埋，彼此守望、
鼓励，在139个小时后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于降低每年28-30万人的
自杀数字。不过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惊骇了在日常生活中
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的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后一刻，俯身护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
年轻父母在地震发生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
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出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着
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
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彷佛一场洗礼。为什么一个甚至
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
至背叛。就像国家，甚至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了，但他活着的时候，
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于这座
城市的安逸。危难状态，是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恶的一种冲击。大灾大
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非要刺痛我们的，才能把我们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
惊醒。512当晚，成都处于惊慌之中，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队伍仍然
通宵达旦。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
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高
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明明暗暗的信仰
群体，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这次赈灾救援的一个亮点。
同时，温家宝总理的言行，和新闻信息的开放度，也几乎在极短时间内重塑了一
个新的政府形象。连《成都商报》这样的本地媒体，记者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
上，咄咄逼人地追问地震局对大量震前异象的了解情况。这一次，爱和勇气一起
增长，政府和民间遭遇了相互的感动，彼此都让对方意外。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因为近
10年来，中国有近6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
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去年，美国家庭收养的外国孤儿，
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全国领养理事会的查克·约翰逊解释说：
“在美国，父母对子女的爱无须源于血缘关系；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不是这样”。
尽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跨国收养应当是确认儿童不能安置于
国内寄养、收养，或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儿童原籍国加以照料的一种替代办法”。
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网
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但许多媒体，都以洋溢的语气，赞美着这一地震后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512之
后，在这个国家，人人都献出了平日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大灾大爱”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地驶进了一个博爱精
神的洗车房。然而，这种对道德的自我圣化，其实仍然是对死者灵魂的不敬。一
篇典型的救灾报道，最后说，“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
名单，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单。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我们极
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平均一次最多持续一个月。
不错，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极其匮乏的爱，在社会上被空前激发，我们也盼望这
次和以前不同，这一次我们对同胞的爱，是对自我中心、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和
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创。我们实在太希望这种“无须源于血缘关系”的
爱，可以恒久忍耐，永不止息。
但我们看到更多的，其实是无数冷漠的灵魂，无数缺乏在爱中委身的家庭，一个
匮乏的公民社会，一个对个人表达、汇聚对社会的关怀与参与存在重重阻碍的制
度。我们的心灵、文化与政治，就像被几千座大坝层层割断的河流。这一次，在
6万多个生命，几百万被苦难抹去表情的灾民，和广大的废墟面前，我们个人与
社会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确是被刺痛了。事实上，我们被刺痛到什么地步，我们
的爱才可能持续到什么地步。
短短一周，人们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于
救灾的“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绵阳出现
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
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道，甚至灾民中亦出
现对救灾物质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
和他人的抱怨。其实这一切使我们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就是512之前我们一
直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就像在什邡县红白镇，志愿者陈有伟不愿记者报道村里
物资分配的不公，担心“影响全国救灾的团结氛围”，但又不忍见到灾民在匮乏
中忍受不公。他说：“我们的确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国社会原来的问题因为一场
地震就全部变好了”。
真正的大爱，是怎样才能使收养地震孤儿的热情能够持续，使国内收养从此成为
源源不断的爱的河流，成为全国500万孤弃儿的祝福。怎样才能使一百万志愿者
的热情能够持续，开启民间非盈利的结社浪潮，成为对一个公民社会的祝福。怎
样才能使灾区的重建，成为重塑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契机；成为重建基层民主和农
村自治的契机；成为一个选举社会、开放社会的试验田。又怎样使温家宝总理的
个人形象，成为重塑政府乃至政体形象的一个转折点；使这一次国内媒体在传播
史上的成功突破，成为不断走向新闻自由、信息公开的一个里程碑。
当我们知道，美国普通家庭领养的中国孤儿，已超过全国福利院收养的孤儿总
数；当我们知道，秘鲁为四川大地震的死难者降半旗，设全国哀悼日，而这竟然
是秘鲁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哀悼日。“大爱”两个字，我们怎么说得出口。
我们中间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我们没有大爱，只有一个被刺痛
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善良的，但我们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
就比512之前更不如，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学会向死而生。
彩虹之约
5月23日，温家宝来到北川中学复课点，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
几年前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曾提到李鸿章1901年写给慈禧的遗折，“多难兴
邦，殷忧启圣”。这话出自《左传·昭公四年》中的“或多难以固其国”。从此一
百年间，从李鸿章到孙中山，从周恩来到温家宝，每一轮的民族苦难，“多难兴
邦”一语，就像刘德华的歌声“老天爱笨小孩”一样，都会作为一个民族的愿
景，被政治家反复提及。1915年，青年周恩来写下《或多难以固邦国论》，说读
到此语，“不禁深致服膺”。1966年中国陷入浩劫，邢台地震中周恩来再次提到
“多难兴邦”，以鼓舞士气。
这次地震后，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
点，是涌现出两个盛行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中华）”，一是“祈福”。一
家周刊甚至用了“世界为中国祷告”的标题。和温总理的“多难兴邦”一样，人
们以各种方式，开始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
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佛教徒和基督徒的身影，也成为一个插曲。成都街头
和灾区的路上，也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圣经中记载大洪水之后，空中出现彩虹，作为造物主与人立约的标志。人类在这
盟约中，有祝福，也有职责。这个责任就是怀着感恩的心，爱惜这个地球，以良
善的法则治理看顾这个世界。我们的经济腾飞了，城市改造了，但在这一人类的
使命上，基本上仍是一个失败者和渎职者。我们缺乏一个理性的和民主的公共空
间，和一个自由、多元的信仰和思想的价值平台，叫我们去反思、甚至去痛恨和
忏悔我们对这片土地犯下的一切罪孽，对自然的漠视，对环境的破坏，对耕地的
掠夺，这一切与对个人生命的轻视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港台和海外的一个通
用语是“赈灾”，而内地的习惯用语是“抗震”甚至“抗灾”。从中也能看到人
定胜天思想的根深蒂固。
截至5月23日的统计，大地震已造成长江流域2300多座水库受损。今天的中国建
造在九万座大坝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甚至在一些院士的口中，仍能听
到“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论调。
在2008年，13亿幸存者活在大地震的废墟上。若不能举目仰望，看见空中的彩虹
之约，看见人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多灾多难就不能兴邦，而只是一条不归路。如
果民间社会不能先以管家的心态，交帐的心态，当仁不让地与政府一道，去参与
治理这个社会；那么民间的奉献、捐助、献血、关怀和一切志愿者行动，就仍然
停留在一个好人的心态上，满足的只是自我的道德感。
当初紫坪铺水库的建造，因离都江堰太近，和几乎所有大坝一样，受到过民间环
保组织的反对和置疑。其实中国从不缺乏反对的声音，缺乏的是一个自由的表达
空间、温和的观念博弈，和一个容纳反对派的民主决策程序。地震之后传来消
息，同样受到民间置疑的彭州80万吨聚乙烯工程，有望得到四川和成都两级政府
的重新论证。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大地震迫使我们看见一个民主与开放社
会的价值观，就是每个人都是管家，每个人的一生都要交帐。这是一个新版本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令人期许的是，在救灾过程中，政府对此表现出了值
得赞扬的开明和宽仁，如果民间能表现得比政府更棒，那么“多难兴邦”、重现
彩虹之约，就将是中国社会一个真实的愿景。就是一份长命无绝衰的宪约，一种
如死之坚强的爱。
为此祝福四川，祝福政府，祝福中国。
2008-5-25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为全文，署名王书亚。
5月23日，地震中被毀損的“大禹故裡”牌匾，從北川廢墟中清理出來，專程送
往了綿陽文物局。除了對生命失喪的哀慟外，這個國家被大地震刺痛的，還有兩
樣，一是改革30年后，當代社會對民主政治、社會參與和個人生命權利與尊嚴的
痛切呼喚；二是中國文化古老源頭的毀壞與重生。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線的汶川、北川，平武、茂縣、青
川、黑水等震區，在今天的中國地理和文化版圖上，實在都顯得太過偏遠。但從
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國版圖內。如果說大地震發生在佛誕
節，隻是一個文化的巧合。那麼古蜀文明和中華文明最幽深的幾個源頭被毀，對
這個族群的深層影響，和孩子們已逝的鮮活生命一樣，都叫人悲切，難以自抑。
羌族的意義，並非56個少數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復出現的唯一一個氏族名
稱，中華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頭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與黃帝部落
通婚后，流出炎黃子孫。如今，這一中國最古老的族群僅存30萬人，散居在此次
大地震的主要受災縣。北川是全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被認為是大禹的故鄉。但
唐代的司馬貞注《史記》，說禹為西羌，“生於茂州汶川”。
另一個源頭茂縣，被稱為古羌之源，該縣的鬆坪溝，一說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
人也是華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來自羌族，茂縣的疊溪鎮，則是蠶叢稱
王、巴蜀立國的開始。而這個鎮，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疊溪大地震中已經消
失。
5月12日之后，我們不但在突如其來的一場災難面前是幸存者。我們也是這一百
多年不斷掙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華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會的靈魂，政治是
民族心靈的外觀設計。我們活在其中的，是無數生命匯聚、影響和傳承的產物，
當一部分人在災變中失去生命時，我們不但失去了他們，我們也失去了自身靈魂
的一部分。
於是災難總是反思與革新的契機。當大地忽然搖動時，一個人一輩子積攢的不動
產，一個國家30年來的GDP崇拜，都開始顯出荒謬。當百萬志願者來到四川時，
就像當初幾十萬川軍出去抗戰，日常生活被打亂了，日常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就
被懷疑。這些可愛的志願者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對災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
德熱情；我們看到的，更是一種生命的理想主義情懷，和對我們在512之前的生
活方式和社會體制的一種否定。就像那位來自深圳的志願者說，“機會難得，這
麼大個事，隻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龍，在奇跡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
馬元江后，他興奮地對同伴說，“有些歌星奮斗十年才達到我們今天的成就”。
這並非對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謂英雄，就是他在某個時刻的抉擇，高度藐
視和否定了唯物主義的生活邏輯和價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與反思，不但指向
災民，也指向舉國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園，更指向心靈的重建，政體與文化
的變遷。512之前，我們是怎麼活的，社會是怎麼鼓吹的，國家是怎麼治理的；
512之后，無論個人、社會還是國家，我們的價值排序應該有所不同了。我們是
幸存者，我們不死，不是因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們。我們不死，是因為我們
被賦予了改變這個國家的責任。
23日，國務院公布了21個省份對口援助災區市縣的名單。在被毀去的大禹故裡，
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許象征著中國文化百年苦旅之后的一次重生。每一個文化
與信仰群體、每一種民間力量，每一個行政和文化的區域，都應當得到一個機
會，去參與相當於一個中小型國家的重建。但不是為著重建一個刻舟求劍的冉駹
國，而是為著一個憲政轉型的共和國，積累社會重建的偉大經驗。
13億目睹了這場災難的人，其實都是災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綜合
症。但我們看過太多的災難了，我們甚至也看過太多災難之后短暫的熱情、善
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這一次是否不同，這一次災難是否大到足以叫我們從此
活得不一樣？叫我們未來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靈魂低頭
帕斯卡爾的名言，可作為這場地震搜救工作的一個注腳。“人是一根蘆葦，大自
然的一點力量，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縱使這世界毀滅了他，人卻
比致他於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因為他認識死亡，認識世界對他具有的優勢，世界
卻對此一無所知”。
作為幸存者，要特別感恩的是，這一次，當個體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極點
時，終於反過來贏得了國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隊，對被埋100多小時的一對
母女不離不棄。在掘出她們的尸體時，全體隊員排列、默哀、致敬。接著，在都
江堰50具罹難學生的尸體前，溫家寶總理停下，對著遺體三鞠躬。這兩幕敬畏生
命、向著死者的靈魂低頭的場景，對中國人來說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學，每當一個孩子的尸體被找到，鞭炮就會響起。俄羅斯救援隊為了不
傷及一具遇難者遺體，多用了10多個小時，將其從廢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
委發布《地震遇難人員遺體處理意見》，“遇難者經確認是外國人的，遺體由中
國殯葬協會進行防腐處理”，對中國公民不能確認身份而進行火化或土葬的，特
別 “要盡力對遺體進行編號、記錄、拍照、提取可供DNA檢驗的檢材，並由公安
部門統一保管和檢驗，建立5.12地震遇難人員身份識別DNA數據庫”。 《意見》
更特別提出，遺體處理過程要“尊重遇難者尊嚴”。
這一次，政府和志願者們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開始尊敬死者。這是否表明我們
開始承認，生者和死者必有一個相同的部分，就是靈魂或人格；或者說，人身上
有一樣東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則，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沒有人可
以繼續有希望地活下去，因為生命的意義，不能建立在碰恰沒有地震的偶然性
上。
為死難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國哀悼日，是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對普通公民的尊
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這種尊重與他（她）的身份無關，而與個體生命本身
有關。當國旗從一個高不可攀的、國家主義的至高點，降落在一個適當的位置
時。這是一個期盼已久的值得紀念的突破。表明中國人經過千百年來無數次災
難，終於獲得了一個政治哲學的新起點，就是個人的權利、人格和尊嚴，高於國
家，也先於國家。當舉國上下，從文武官員到販夫走卒，一起為死者默哀時；這
個國家開始低於靈魂，否定了自身的神聖性，而將神聖不可侵犯的起點，還給個
體生命本身，開始真正承認自己仆人的地位。
陳世瓊是北川羌族博物館的副館長，談到地震博物館時，他說，“要在遺址上，
設置一面牆，上面要有每一個遇難者的名字”。中國終於應該有這樣一座紀念
碑，這樣一座哭牆了。6萬多個名字，是6萬多個靈魂的記號，一個不缺地刻在上
面，而不是被一個抽象的“人民”或“死難者”所遮蔽。5月19日，從這一天
起，所有的死難者已為中國帶來了祝福。我們低下頭去，其實不是我們給了他們
什麼，而是他們給了我們。從此，這個社會欠了死者的債。它有責任，更加尊重
和守衛個人的生命、權利和自由。
以愛為旗
46歲的龔天秀，被埋73個小時，她用磚塊砸爛小腿喝血求生。銀廠溝的崔昌會女
士，被埋216個小時后獲救。謝守菊、唐雄夫婦，相隔一堵牆被埋，彼此守望、
鼓勵，在139個小時后獲救。不知這樣的新聞，是否有助於降低每年28-30萬人的
自殺數字。不過地震中許多這樣堅韌求生的故事，的確深深驚駭了在日常生活中
麻木不仁、常嘆生亦何歡的人們。
在都江堰的一條河邊，一位母親在最后一刻，俯身護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對
年輕父母在地震發生時，臉對臉、胳膊搭胳膊，二人聯合，成為一體，為三歲的
女兒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橋。人在災難中激發出的犧牲之愛，對一個有著
500萬流浪兒、每年在醫院有100萬棄嬰的社會來說，對無數離婚時以兒女為籌
碼，或充滿家庭暴力和家庭沖突的夫妻來說，也彷佛一場洗禮。為什麼一個甚至
願在危難時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卻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絕甚
至背叛。就像國家，甚至願意為一個公民的死亡降下國旗了，但他活著的時候，
卻還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剝奪他的選舉、信仰、言論或財產的權利。
半個世紀前，詩人何其芳寫下一首詩，“成都，我要把你搖醒”。他痛恨於這座
城市的安逸。危難狀態，是對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惡的一種沖擊。大災大
愛，小災小愛，無災無愛。非要刺痛我們的，才能把我們的是非之心、惻隱之心
驚醒。512當晚，成都處於驚慌之中，百萬人露宿街頭，但排隊獻血的隊伍仍然
通宵達旦。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來的一周，全國民眾的愛心被空前激發，
企業、機構、個人，民間的捐贈和志願者運動，也達到一個共和國歷史上的高
峰。日益鼎盛的企業，羽翼初生的NGO，方興未艾的網絡力量，明明暗暗的信仰
群體，與政府、軍隊一起出現在四川災區，成為這次賑災救援的一個亮點。
同時，溫家寶總理的言行，和新聞信息的開放度，也幾乎在極短時間內重塑了一
個新的政府形象。連《成都商報》這樣的本地媒體，記者也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
上，咄咄逼人地追問地震局對大量震前異象的了解情況。這一次，愛和勇氣一起
增長，政府和民間遭遇了相互的感動，彼此都讓對方意外。
全國也有幾萬個家庭，登記申請領養地震孤兒。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因為近
10年來，中國有近6萬孤棄兒被外國家庭收養，其中90％被美國家庭收養。這些
收養家庭大多是有一個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去年，美國家庭收養的外國孤兒，
超過全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美國全國領養理事會的查克·約翰遜解釋說：
“在美國，父母對子女的愛無須源於血緣關系；而在許多其他國家不是這樣”。
盡管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確指出：“跨國收養應當是確認兒童不能安置於
國內寄養、收養，或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兒童原籍國加以照料的一種替代辦法”。
但相比之下，國內收養孤、殘、棄兒的數量一直少得可憐。以至於民政部官方網
站上的這一欄目，幾乎完全空白。
但許多媒體，都以洋溢的語氣，贊美著這一地震后的社會道德浪潮。好像512之
后，在這個國家，人人都獻出了平日罕見的愛。人人都把自己感動得一塌糊涂。
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大災大愛”的道德蜜月期，風塵仆仆地駛進了一個博愛精
神的洗車房。然而，這種對道德的自我聖化，其實仍然是對死者靈魂的不敬。一
篇典型的救災報道，最后說，“讓我們永遠記得這些名字吧”，結果不是死難者
名單，而是參與救援者的名單。這種先把自己感動了再說的道德情懷，是我們極
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平均一次最多持續一個月。
不錯，我們的確看到了一種極其匱乏的愛，在社會上被空前激發，我們也盼望這
次和以前不同，這一次我們對同胞的愛，是對自我中心、經濟中心、國家中心和
人類中心的價值觀的一次重創。我們實在太希望這種“無須源於血緣關系”的
愛，可以恆久忍耐，永不止息。
但我們看到更多的，其實是無數冷漠的靈魂，無數缺乏在愛中委身的家庭，一個
匱乏的公民社會，一個對個人表達、匯聚對社會的關懷與參與存在重重阻礙的制
度。我們的心靈、文化與政治，就像被幾千座大壩層層割斷的河流。這一次，在
6萬多個生命，幾百萬被苦難抹去表情的災民，和廣大的廢墟面前，我們個人與
社會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確是被刺痛了。事實上，我們被刺痛到什麼地步，我們
的愛才可能持續到什麼地步。
短短一周，人們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復雜的利益立場，已開始破碎一個關於
救災的“完美道德風暴”。對紅十字會賑災款項使用的置疑，對成都、綿陽出現
被挪用的救災帳篷、德陽因販售救災物資發生街頭爭執的曝光，對籌款詐騙的打
擊，對知名人士捐款的爭吵，對災區緊缺物資分配不公的報道，甚至災民中亦出
現對救災物質和志願者的挑剔，在心理壓力下將對生命苦難的抱怨，轉為對社會
和他人的抱怨。其實這一切使我們看見一個更真實的中國，就是512之前我們一
直活在其中的那個社會。就像在什邡縣紅白鎮，志願者陳有偉不願記者報道村裡
物資分配的不公，擔心“影響全國救災的團結氛圍”，但又不忍見到災民在匱乏
中忍受不公。他說：“我們的確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國社會原來的問題因為一場
地震就全部變好了”。
真正的大愛，是怎樣才能使收養地震孤兒的熱情能夠持續，使國內收養從此成為
源源不斷的愛的河流，成為全國500萬孤棄兒的祝福。怎樣才能使一百萬志願者
的熱情能夠持續，開啟民間非盈利的結社浪潮，成為對一個公民社會的祝福。怎
樣才能使災區的重建，成為重塑政府與民間關系的契機；成為重建基層民主和農
村自治的契機；成為一個選舉社會、開放社會的試驗田。又怎樣使溫家寶總理的
個人形象，成為重塑政府乃至政體形象的一個轉折點；使這一次國內媒體在傳播
史上的成功突破，成為不斷走向新聞自由、信息公開的一個裡程碑。
當我們知道，美國普通家庭領養的中國孤兒，已超過全國福利院收養的孤兒總
數；當我們知道，秘魯為四川大地震的死難者降半旗，設全國哀悼日，而這竟然
是秘魯歷史上的第一次全國哀悼日。“大愛”兩個字，我們怎麼說得出口。
我們中間愛的匱乏，被一場空前的國殤震驚了。我們沒有大愛，隻有一個被刺痛
的人的基本反應。這反應是善良的，但我們若輕易就被自己的反應感動了，我們
就比512之前更不如，我們其實並沒有真的學會向死而生。
彩虹之約
5月23日，溫家寶來到北川中學復課點，在黑板上寫下“多難興邦”四個字。
幾年前的電視劇《走向共和》，曾提到李鴻章1901年寫給慈禧的遺折，“多難興
邦，殷憂啟聖”。這話出自《左傳·昭公四年》中的“或多難以固其國”。從此一
百年間，從李鴻章到孫中山，從周恩來到溫家寶，每一輪的民族苦難，“多難興
邦”一語，就像劉德華的歌聲“老天愛笨小孩”一樣，都會作為一個民族的願
景，被政治家反復提及。1915年，青年周恩來寫下《或多難以固邦國論》，說讀
到此語，“不禁深致服膺”。1966年中國陷入浩劫，邢台地震中周恩來再次提到
“多難興邦”，以鼓舞士氣。
這次地震后，媒體、網絡、手機短信和一切文字資料中，與以往最不尋常的一
點，是涌現出兩個盛行的用語，一是“天佑中國（中華）”，一是“祈福”。一
家周刊甚至用了“世界為中國禱告”的標題。和溫總理的“多難興邦”一樣，人
們以各種方式，開始相信或盼望，充滿災難的歷史演進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轉
苦難的力量。救災隊伍中，佛教徒和基督徒的身影，也成為一個插曲。成都街頭
和災區的路上，也不時可以看到“基督教賑災車（物資）”的標貼擦身而過。
聖經中記載大洪水之后，空中出現彩虹，作為造物主與人立約的標志。人類在這
盟約中，有祝福，也有職責。這個責任就是懷著感恩的心，愛惜這個地球，以良
善的法則治理看顧這個世界。我們的經濟騰飛了，城市改造了，但在這一人類的
使命上，基本上仍是一個失敗者和瀆職者。我們缺乏一個理性的和民主的公共空
間，和一個自由、多元的信仰和思想的價值平台，叫我們去反思、甚至去痛恨和
懺悔我們對這片土地犯下的一切罪孽，對自然的漠視，對環境的破壞，對耕地的
掠奪，這一切與對個人生命的輕視一樣，都是不可接受的。港台和海外的一個通
用語是“賑災”，而內地的習慣用語是“抗震”甚至“抗災”。從中也能看到人
定勝天思想的根深蒂固。
截至5月23日的統計，大地震已造成長江流域2300多座水庫受損。今天的中國建
造在九萬座大壩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甚至在一些院士的口中，仍能聽
到“萬裡長江滾滾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論調。
在2008年，13億幸存者活在大地震的廢墟上。若不能舉目仰望，看見空中的彩虹
之約，看見人對這個世界的責任，多災多難就不能興邦，而隻是一條不歸路。如
果民間社會不能先以管家的心態，交帳的心態，當仁不讓地與政府一道，去參與
治理這個社會；那麼民間的奉獻、捐助、獻血、關懷和一切志願者行動，就仍然
停留在一個好人的心態上，滿足的隻是自我的道德感。
當初紫坪鋪水庫的建造，因離都江堰太近，和幾乎所有大壩一樣，受到過民間環
保組織的反對和置疑。其實中國從不缺乏反對的聲音，缺乏的是一個自由的表達
空間、溫和的觀念博弈，和一個容納反對派的民主決策程序。地震之后傳來消
息，同樣受到民間置疑的彭州80萬噸聚乙烯工程，有望得到四川和成都兩級政府
的重新論証。這是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大地震迫使我們看見一個民主與開放社
會的價值觀，就是每個人都是管家，每個人的一生都要交帳。這是一個新版本的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令人期許的是，在救災過程中，政府對此表現出了值
得贊揚的開明和寬仁，如果民間能表現得比政府更棒，那麼“多難興邦”、重現
彩虹之約，就將是中國社會一個真實的願景。就是一份長命無絕衰的憲約，一種
如死之堅強的愛。
為此祝福四川，祝福政府，祝福中國。
2008-5-25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為全文，署名王書亞。
往了綿陽文物局。除了對生命失喪的哀慟外，這個國家被大地震刺痛的，還有兩
樣，一是改革30年后，當代社會對民主政治、社會參與和個人生命權利與尊嚴的
痛切呼喚；二是中國文化古老源頭的毀壞與重生。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線的汶川、北川，平武、茂縣、青
川、黑水等震區，在今天的中國地理和文化版圖上，實在都顯得太過偏遠。但從
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國版圖內。如果說大地震發生在佛誕
節，隻是一個文化的巧合。那麼古蜀文明和中華文明最幽深的幾個源頭被毀，對
這個族群的深層影響，和孩子們已逝的鮮活生命一樣，都叫人悲切，難以自抑。
羌族的意義，並非56個少數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復出現的唯一一個氏族名
稱，中華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頭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與黃帝部落
通婚后，流出炎黃子孫。如今，這一中國最古老的族群僅存30萬人，散居在此次
大地震的主要受災縣。北川是全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被認為是大禹的故鄉。但
唐代的司馬貞注《史記》，說禹為西羌，“生於茂州汶川”。
另一個源頭茂縣，被稱為古羌之源，該縣的鬆坪溝，一說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
人也是華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來自羌族，茂縣的疊溪鎮，則是蠶叢稱
王、巴蜀立國的開始。而這個鎮，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疊溪大地震中已經消
失。
5月12日之后，我們不但在突如其來的一場災難面前是幸存者。我們也是這一百
多年不斷掙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華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會的靈魂，政治是
民族心靈的外觀設計。我們活在其中的，是無數生命匯聚、影響和傳承的產物，
當一部分人在災變中失去生命時，我們不但失去了他們，我們也失去了自身靈魂
的一部分。
於是災難總是反思與革新的契機。當大地忽然搖動時，一個人一輩子積攢的不動
產，一個國家30年來的GDP崇拜，都開始顯出荒謬。當百萬志願者來到四川時，
就像當初幾十萬川軍出去抗戰，日常生活被打亂了，日常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就
被懷疑。這些可愛的志願者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對災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
德熱情；我們看到的，更是一種生命的理想主義情懷，和對我們在512之前的生
活方式和社會體制的一種否定。就像那位來自深圳的志願者說，“機會難得，這
麼大個事，隻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龍，在奇跡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
馬元江后，他興奮地對同伴說，“有些歌星奮斗十年才達到我們今天的成就”。
這並非對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謂英雄，就是他在某個時刻的抉擇，高度藐
視和否定了唯物主義的生活邏輯和價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與反思，不但指向
災民，也指向舉國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園，更指向心靈的重建，政體與文化
的變遷。512之前，我們是怎麼活的，社會是怎麼鼓吹的，國家是怎麼治理的；
512之后，無論個人、社會還是國家，我們的價值排序應該有所不同了。我們是
幸存者，我們不死，不是因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們。我們不死，是因為我們
被賦予了改變這個國家的責任。
23日，國務院公布了21個省份對口援助災區市縣的名單。在被毀去的大禹故裡，
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許象征著中國文化百年苦旅之后的一次重生。每一個文化
與信仰群體、每一種民間力量，每一個行政和文化的區域，都應當得到一個機
會，去參與相當於一個中小型國家的重建。但不是為著重建一個刻舟求劍的冉駹
國，而是為著一個憲政轉型的共和國，積累社會重建的偉大經驗。
13億目睹了這場災難的人，其實都是災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綜合
症。但我們看過太多的災難了，我們甚至也看過太多災難之后短暫的熱情、善
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這一次是否不同，這一次災難是否大到足以叫我們從此
活得不一樣？叫我們未來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靈魂低頭
帕斯卡爾的名言，可作為這場地震搜救工作的一個注腳。“人是一根蘆葦，大自
然的一點力量，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縱使這世界毀滅了他，人卻
比致他於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因為他認識死亡，認識世界對他具有的優勢，世界
卻對此一無所知”。
作為幸存者，要特別感恩的是，這一次，當個體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極點
時，終於反過來贏得了國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隊，對被埋100多小時的一對
母女不離不棄。在掘出她們的尸體時，全體隊員排列、默哀、致敬。接著，在都
江堰50具罹難學生的尸體前，溫家寶總理停下，對著遺體三鞠躬。這兩幕敬畏生
命、向著死者的靈魂低頭的場景，對中國人來說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學，每當一個孩子的尸體被找到，鞭炮就會響起。俄羅斯救援隊為了不
傷及一具遇難者遺體，多用了10多個小時，將其從廢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
委發布《地震遇難人員遺體處理意見》，“遇難者經確認是外國人的，遺體由中
國殯葬協會進行防腐處理”，對中國公民不能確認身份而進行火化或土葬的，特
別 “要盡力對遺體進行編號、記錄、拍照、提取可供DNA檢驗的檢材，並由公安
部門統一保管和檢驗，建立5.12地震遇難人員身份識別DNA數據庫”。 《意見》
更特別提出，遺體處理過程要“尊重遇難者尊嚴”。
這一次，政府和志願者們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開始尊敬死者。這是否表明我們
開始承認，生者和死者必有一個相同的部分，就是靈魂或人格；或者說，人身上
有一樣東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則，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沒有人可
以繼續有希望地活下去，因為生命的意義，不能建立在碰恰沒有地震的偶然性
上。
為死難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國哀悼日，是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對普通公民的尊
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這種尊重與他（她）的身份無關，而與個體生命本身
有關。當國旗從一個高不可攀的、國家主義的至高點，降落在一個適當的位置
時。這是一個期盼已久的值得紀念的突破。表明中國人經過千百年來無數次災
難，終於獲得了一個政治哲學的新起點，就是個人的權利、人格和尊嚴，高於國
家，也先於國家。當舉國上下，從文武官員到販夫走卒，一起為死者默哀時；這
個國家開始低於靈魂，否定了自身的神聖性，而將神聖不可侵犯的起點，還給個
體生命本身，開始真正承認自己仆人的地位。
陳世瓊是北川羌族博物館的副館長，談到地震博物館時，他說，“要在遺址上，
設置一面牆，上面要有每一個遇難者的名字”。中國終於應該有這樣一座紀念
碑，這樣一座哭牆了。6萬多個名字，是6萬多個靈魂的記號，一個不缺地刻在上
面，而不是被一個抽象的“人民”或“死難者”所遮蔽。5月19日，從這一天
起，所有的死難者已為中國帶來了祝福。我們低下頭去，其實不是我們給了他們
什麼，而是他們給了我們。從此，這個社會欠了死者的債。它有責任，更加尊重
和守衛個人的生命、權利和自由。
以愛為旗
46歲的龔天秀，被埋73個小時，她用磚塊砸爛小腿喝血求生。銀廠溝的崔昌會女
士，被埋216個小時后獲救。謝守菊、唐雄夫婦，相隔一堵牆被埋，彼此守望、
鼓勵，在139個小時后獲救。不知這樣的新聞，是否有助於降低每年28-30萬人的
自殺數字。不過地震中許多這樣堅韌求生的故事，的確深深驚駭了在日常生活中
麻木不仁、常嘆生亦何歡的人們。
在都江堰的一條河邊，一位母親在最后一刻，俯身護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對
年輕父母在地震發生時，臉對臉、胳膊搭胳膊，二人聯合，成為一體，為三歲的
女兒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橋。人在災難中激發出的犧牲之愛，對一個有著
500萬流浪兒、每年在醫院有100萬棄嬰的社會來說，對無數離婚時以兒女為籌
碼，或充滿家庭暴力和家庭沖突的夫妻來說，也彷佛一場洗禮。為什麼一個甚至
願在危難時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卻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絕甚
至背叛。就像國家，甚至願意為一個公民的死亡降下國旗了，但他活著的時候，
卻還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剝奪他的選舉、信仰、言論或財產的權利。
半個世紀前，詩人何其芳寫下一首詩，“成都，我要把你搖醒”。他痛恨於這座
城市的安逸。危難狀態，是對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惡的一種沖擊。大災大
愛，小災小愛，無災無愛。非要刺痛我們的，才能把我們的是非之心、惻隱之心
驚醒。512當晚，成都處於驚慌之中，百萬人露宿街頭，但排隊獻血的隊伍仍然
通宵達旦。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來的一周，全國民眾的愛心被空前激發，
企業、機構、個人，民間的捐贈和志願者運動，也達到一個共和國歷史上的高
峰。日益鼎盛的企業，羽翼初生的NGO，方興未艾的網絡力量，明明暗暗的信仰
群體，與政府、軍隊一起出現在四川災區，成為這次賑災救援的一個亮點。
同時，溫家寶總理的言行，和新聞信息的開放度，也幾乎在極短時間內重塑了一
個新的政府形象。連《成都商報》這樣的本地媒體，記者也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
上，咄咄逼人地追問地震局對大量震前異象的了解情況。這一次，愛和勇氣一起
增長，政府和民間遭遇了相互的感動，彼此都讓對方意外。
全國也有幾萬個家庭，登記申請領養地震孤兒。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因為近
10年來，中國有近6萬孤棄兒被外國家庭收養，其中90％被美國家庭收養。這些
收養家庭大多是有一個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去年，美國家庭收養的外國孤兒，
超過全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美國全國領養理事會的查克·約翰遜解釋說：
“在美國，父母對子女的愛無須源於血緣關系；而在許多其他國家不是這樣”。
盡管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確指出：“跨國收養應當是確認兒童不能安置於
國內寄養、收養，或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兒童原籍國加以照料的一種替代辦法”。
但相比之下，國內收養孤、殘、棄兒的數量一直少得可憐。以至於民政部官方網
站上的這一欄目，幾乎完全空白。
但許多媒體，都以洋溢的語氣，贊美著這一地震后的社會道德浪潮。好像512之
后，在這個國家，人人都獻出了平日罕見的愛。人人都把自己感動得一塌糊涂。
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大災大愛”的道德蜜月期，風塵仆仆地駛進了一個博愛精
神的洗車房。然而，這種對道德的自我聖化，其實仍然是對死者靈魂的不敬。一
篇典型的救災報道，最后說，“讓我們永遠記得這些名字吧”，結果不是死難者
名單，而是參與救援者的名單。這種先把自己感動了再說的道德情懷，是我們極
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平均一次最多持續一個月。
不錯，我們的確看到了一種極其匱乏的愛，在社會上被空前激發，我們也盼望這
次和以前不同，這一次我們對同胞的愛，是對自我中心、經濟中心、國家中心和
人類中心的價值觀的一次重創。我們實在太希望這種“無須源於血緣關系”的
愛，可以恆久忍耐，永不止息。
但我們看到更多的，其實是無數冷漠的靈魂，無數缺乏在愛中委身的家庭，一個
匱乏的公民社會，一個對個人表達、匯聚對社會的關懷與參與存在重重阻礙的制
度。我們的心靈、文化與政治，就像被幾千座大壩層層割斷的河流。這一次，在
6萬多個生命，幾百萬被苦難抹去表情的災民，和廣大的廢墟面前，我們個人與
社會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確是被刺痛了。事實上，我們被刺痛到什麼地步，我們
的愛才可能持續到什麼地步。
短短一周，人們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復雜的利益立場，已開始破碎一個關於
救災的“完美道德風暴”。對紅十字會賑災款項使用的置疑，對成都、綿陽出現
被挪用的救災帳篷、德陽因販售救災物資發生街頭爭執的曝光，對籌款詐騙的打
擊，對知名人士捐款的爭吵，對災區緊缺物資分配不公的報道，甚至災民中亦出
現對救災物質和志願者的挑剔，在心理壓力下將對生命苦難的抱怨，轉為對社會
和他人的抱怨。其實這一切使我們看見一個更真實的中國，就是512之前我們一
直活在其中的那個社會。就像在什邡縣紅白鎮，志願者陳有偉不願記者報道村裡
物資分配的不公，擔心“影響全國救災的團結氛圍”，但又不忍見到災民在匱乏
中忍受不公。他說：“我們的確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國社會原來的問題因為一場
地震就全部變好了”。
真正的大愛，是怎樣才能使收養地震孤兒的熱情能夠持續，使國內收養從此成為
源源不斷的愛的河流，成為全國500萬孤棄兒的祝福。怎樣才能使一百萬志願者
的熱情能夠持續，開啟民間非盈利的結社浪潮，成為對一個公民社會的祝福。怎
樣才能使災區的重建，成為重塑政府與民間關系的契機；成為重建基層民主和農
村自治的契機；成為一個選舉社會、開放社會的試驗田。又怎樣使溫家寶總理的
個人形象，成為重塑政府乃至政體形象的一個轉折點；使這一次國內媒體在傳播
史上的成功突破，成為不斷走向新聞自由、信息公開的一個裡程碑。
當我們知道，美國普通家庭領養的中國孤兒，已超過全國福利院收養的孤兒總
數；當我們知道，秘魯為四川大地震的死難者降半旗，設全國哀悼日，而這竟然
是秘魯歷史上的第一次全國哀悼日。“大愛”兩個字，我們怎麼說得出口。
我們中間愛的匱乏，被一場空前的國殤震驚了。我們沒有大愛，隻有一個被刺痛
的人的基本反應。這反應是善良的，但我們若輕易就被自己的反應感動了，我們
就比512之前更不如，我們其實並沒有真的學會向死而生。
彩虹之約
5月23日，溫家寶來到北川中學復課點，在黑板上寫下“多難興邦”四個字。
幾年前的電視劇《走向共和》，曾提到李鴻章1901年寫給慈禧的遺折，“多難興
邦，殷憂啟聖”。這話出自《左傳·昭公四年》中的“或多難以固其國”。從此一
百年間，從李鴻章到孫中山，從周恩來到溫家寶，每一輪的民族苦難，“多難興
邦”一語，就像劉德華的歌聲“老天愛笨小孩”一樣，都會作為一個民族的願
景，被政治家反復提及。1915年，青年周恩來寫下《或多難以固邦國論》，說讀
到此語，“不禁深致服膺”。1966年中國陷入浩劫，邢台地震中周恩來再次提到
“多難興邦”，以鼓舞士氣。
這次地震后，媒體、網絡、手機短信和一切文字資料中，與以往最不尋常的一
點，是涌現出兩個盛行的用語，一是“天佑中國（中華）”，一是“祈福”。一
家周刊甚至用了“世界為中國禱告”的標題。和溫總理的“多難興邦”一樣，人
們以各種方式，開始相信或盼望，充滿災難的歷史演進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轉
苦難的力量。救災隊伍中，佛教徒和基督徒的身影，也成為一個插曲。成都街頭
和災區的路上，也不時可以看到“基督教賑災車（物資）”的標貼擦身而過。
聖經中記載大洪水之后，空中出現彩虹，作為造物主與人立約的標志。人類在這
盟約中，有祝福，也有職責。這個責任就是懷著感恩的心，愛惜這個地球，以良
善的法則治理看顧這個世界。我們的經濟騰飛了，城市改造了，但在這一人類的
使命上，基本上仍是一個失敗者和瀆職者。我們缺乏一個理性的和民主的公共空
間，和一個自由、多元的信仰和思想的價值平台，叫我們去反思、甚至去痛恨和
懺悔我們對這片土地犯下的一切罪孽，對自然的漠視，對環境的破壞，對耕地的
掠奪，這一切與對個人生命的輕視一樣，都是不可接受的。港台和海外的一個通
用語是“賑災”，而內地的習慣用語是“抗震”甚至“抗災”。從中也能看到人
定勝天思想的根深蒂固。
截至5月23日的統計，大地震已造成長江流域2300多座水庫受損。今天的中國建
造在九萬座大壩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甚至在一些院士的口中，仍能聽
到“萬裡長江滾滾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論調。
在2008年，13億幸存者活在大地震的廢墟上。若不能舉目仰望，看見空中的彩虹
之約，看見人對這個世界的責任，多災多難就不能興邦，而隻是一條不歸路。如
果民間社會不能先以管家的心態，交帳的心態，當仁不讓地與政府一道，去參與
治理這個社會；那麼民間的奉獻、捐助、獻血、關懷和一切志願者行動，就仍然
停留在一個好人的心態上，滿足的隻是自我的道德感。
當初紫坪鋪水庫的建造，因離都江堰太近，和幾乎所有大壩一樣，受到過民間環
保組織的反對和置疑。其實中國從不缺乏反對的聲音，缺乏的是一個自由的表達
空間、溫和的觀念博弈，和一個容納反對派的民主決策程序。地震之后傳來消
息，同樣受到民間置疑的彭州80萬噸聚乙烯工程，有望得到四川和成都兩級政府
的重新論証。這是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大地震迫使我們看見一個民主與開放社
會的價值觀，就是每個人都是管家，每個人的一生都要交帳。這是一個新版本的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令人期許的是，在救災過程中，政府對此表現出了值
得贊揚的開明和寬仁，如果民間能表現得比政府更棒，那麼“多難興邦”、重現
彩虹之約，就將是中國社會一個真實的願景。就是一份長命無絕衰的憲約，一種
如死之堅強的愛。
為此祝福四川，祝福政府，祝福中國。
2008-5-25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為全文，署名王書亞。
| World of China: Middle Kingdom: 004-018: 2008-05-12 02:28 PM Sichuan Earthquake, China: 13億幸存者：向死而生 文/王怡 13亿幸存者：向死而生 文/王怡 received from Lucy Chen via Gus Cha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億幸存者：向死而生 文/王怡 (Chinese Traditional Version) |
| 13亿幸存者：向死而生 文/王怡 (Chinese Simplified Version) |
13億幸存者：向死而生 -|王怡 發表於 2008-5-29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為全文，署名王書亞。
我們是幸存者，我們不死，不是因為死者在任何地方
不如我們。
我們不死，是因為我們被賦予了改變這個國家的責
任。
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
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漢樂府·上邪》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
為愛情如死之堅強，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
沒。
——《舊約·雅歌》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為全文，署名王書亞。
我們是幸存者，我們不死，不是因為死者在任何地方
不如我們。
我們不死，是因為我們被賦予了改變這個國家的責
任。
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
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漢樂府·上邪》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
為愛情如死之堅強，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
沒。
——《舊約·雅歌》
13亿幸存者：向死而生 -|王怡 发表于 2008-5-29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为全文，署名王书亚。
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
不如我们。
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
任。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
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汉乐府·上邪》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
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
没。
——《旧约·雅歌》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为全文，署名王书亚。
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
不如我们。
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
任。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
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汉乐府·上邪》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
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
没。
——《旧约·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