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十年代初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冷战方殷，且随时会有爆发热战的危机。
在我国的外交形势上，由于西方还以中共为「假想敌」，美国又基于全球战略的考量，
积极支持台湾，加上我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居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大多数非共国家都和我
维持着良好的邦交。在主要西方国家中，最先承认中共的是英国，其次是法国，但在海
峡两岸都主张「汉贼不两立」的前提下，这两个国家都是「舍我就他」的例子。德国的
情况就有些特殊。一直到1972(民国六十一年)与中共建交前，她是与北京、台北都没有
邦交的少数国家之一。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挟战胜国和「五强」之一的声威，
还曾在柏林驻有一个以桂永清将军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但在1949年，西德成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恢复了主权国家的地位时，国民政
府却正处于内战形势逆转，河山即将变色的局面。因此，政府虽在西德政府一成立，就
有承认新政权的意愿，但在国内外形势一片混乱，驻外官员也人心惶惶的环境下，这件
事竟然被搁置了起来。等到政府迁台，一切大致就绪以后，再向西德政府要求相互承
认，对方已失去了兴趣。
尽管与国、共双方都没有邦交关系，但由于西德当年在国际政治上，凡事以美国马首是
瞻，政治领导高层又多持保守、反共的立场，因此在对台态度上还算友善。
当年的台湾经济尚未起飞，双方人民间交往的情况也不甚密切，因此德国在台并未设立
官方的代表机构，仅透过一个以教授外国人德文为目的的「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 )
在台北设立了一个主管文、经、学术交流，并兼办签证接件业务(对台核发签证权责在西
德驻港总领事馆)的「德国文化中心」，中方也成立了一个「中、德文经协会」的民间社
团。此外，基于地缘、技术互补的考量，我国与西德也有某种程度的情报合作。
先总统蒋公的心愿，就是透过后一个管道，对西德方面提出的。民国五十年春，西德联
邦情报局局长派代表来台访问。在晋谒蒋公时，蒋公表达了向该国聘请优秀将校来华担
任军事顾问的意思，并请该局代为寻觅人选。次(五十一)年秋季，蒋纬国将军奉父命走
访德国，除重申前意，并对首席顾问的人选提出了「四条件说」：
(一)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十万陆军」建军工作；
(二)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三)曾参加西德联邦防卫军的建军工作；
(四)曾任军、师级以上指挥官，一般参谋官及有教育经验者。
以上的「四条件」看似简单，但却够严苛。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1914 - 1918，
即使是末期参军的军官，年龄也已在六十二岁以上。其次，联邦防卫军成立于1956年，
曾参加过一、二次大战，而又参与过西德联防军建军工作的，只有极少数没有纳粹色
彩，所谓「成份良好」的高级将领。在这少数又少数的候选人中，又能指挥大军作战，
又具备丰富幕僚经验，还从事过教职的，确实如凤毛麟角。
后来德方还提出了第五项条件：须为联邦防卫军退伍人员，以减少政治上的敏感度，以
及反对党的阻挠。其实，这条件是多余的。根据上段分析，合乎蒋公「四条件」的人，
必然已跨过了德军将领六十二岁届龄退役的门槛。
联情局的首任局长是盖伦少将(Reinhard Gehlen)，他在二次大战期间就负责德军在东线的
情报工作(Fremde Heere Ost)，战后在美占领军政府默许下，建立并主持了西德的第一个
情报单位「盖伦组织」(Die Organisation Gehlen，1956年改组为联情局)，算得上是位传奇
性的人物。在为我国寻找人选时，他最早属意的是知名度很高的温克上将(Gen. der Pz.
Trp. Walther Wenck，1900-1982)。温克于一次大战时从军，出身骑兵科，在十万人陆军
的期间转入了新成立的装甲兵。希特勒发动二次大战后，他从古德林上将的少校作战幕
僚，在六年内累晋至上将，历任军、集团军及陆军总部参谋长，第十二军团司令。这个
「温克军团」(Armee Wenck)是希特勒在1945年春，俄军已逼近柏林时下令成立的，虽系
希魔最后的希望所寄，但基本上是七零八落的杂编单位，当然已是「无力回天」。战后
温氏即已息影田园。温克年轻时担任过塞克特大将(Generaloberst Hans von Seeckt，民国二
十三年四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任蒋委员长总顾问)的副官，故对华态度友好。在经过一段
时间的考虑后，温氏以身体状况欠佳及家庭理由婉谢了盖伦的好意，并推荐了他的老战
友，刚从联邦防卫军退役的孟泽尔少将(Oskar Munzel)自代。
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孟泽尔将军是年六十四岁，退役前的职务是主管战斗部队教育、训
练及准则研究发展的陆军军队署署长(General des Truppenamtes)。他的一生也颇富传奇色
彩：
计曾服役于普鲁士皇军(Die kaiserliche preussische Armee)、一次大战战败后的「十万人陆
军」(Die Reichswehr)、希特勒执政后大幅扩充的国防军(Die Wehrmacht)和联邦德国的联
邦防卫军(Die Bundeswehr)。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从基层的排、连长累升为装甲军军
长。从古德林上将(Gen. Heinz Guderian)建立装甲兵起，孟氏就一直积极参与这个新兵种
的战术与编装发展，并曾两度出任装甲兵学校校长。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埃及的法鲁克
国王(King Faruk)为整军经武，曾聘请了一批德国军官担任顾问，首任团长就是孟泽尔。
这位老将军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将材、军事教育家，也能「下马草露布」，退役后即被延
请为知名军事杂志「战斗部队」(Die Kampftruppe)的总编辑，撰写过许多影响深远的论
文，以及三本有关德国装甲兵的战史书籍。
根据孟氏的回忆，温克上将在1963(民国五十二)年春突来造访孟氏，告以：「中华民国
的蒋总统委托我代为寻觅军事顾问一名，条件是曾参加两次大战，参与十万人陆军扩军
工作，有大军作战指挥经验，并曾担任幕僚与教职者。我意推荐你，不悉意下如何？ 」
孟氏因自少年起，即向往东方文化，且对先总统蒋公十分景仰，故立表欣然同意。不久
后，西德方面即致函我方推荐孟氏。经我国台糖公司驻欧代表严敦炯博士与孟氏晤谈
后，聘请他来华担任总统军事顾问一事即已底定。同年七月二日，蒋公手令成立「明德
专案连络人室」，以时任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蒋纬国中将为连络人，积极筹备孟氏初
次来台事宜。这就是明德专案的起源，也是孟氏在华前后长达十一年工作的滥觞。
明德专案连络人的职掌是：
(一)负责国防部，各军种总部对顾问各项工作指示的连络与协调。
(二)顾问的遴选与工作合同的签订。
(三)督导德籍顾问与中方连络军官的工作。
(四)督导明德专案连络人室与各接受训练单位间的连络与协调工作。
(五)负责我方与西德有关单位间的协调与连系。
(六)督导本室全般业务与行政支援事宜。
开始时，「明德专案连络人室」是寄生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室的。除了蒋纬国将军
自兼的连络人外，就只有一位连络官，一位侍从官和司机、杂役了。独一无二的连络官
是出身燕京大学，抗战前曾留德习工兵，民国二十年代就参与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工作，
来台后创办海军陆战队学校，当过校长、副司令，德、英文与兵学造诣俱堪称一流的备
役海军陆战队少将王洽南。侍从官是军校二十六期炮科毕业的贝鹏上尉。工作地址则设
在阳明山的第一宾馆。在连打字员都没有的条件下，「明德小组」就因陋就简地开锣
了。
明德专案前后共计十二年半，经历了孟泽尔(Oskar Munzel) ，若尔丹(Paul Jordan)和考夫
曼(Kurt Kauffmann)三位首席顾问，规模也从一顾问，一助理，发展到包括陆院和航空、
步、炮、装、防空、山地等兵科的七名顾问。但专案的连络人，却一直是蒋纬国将军。
他在这不算短的时间中，只调整过一次职务(从陆军参谋大学校长到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
争学院院长) ，军阶也始终停留在中将。
由于是兼职，蒋将军在明德小组并没有办公室，平时担任顾问与外间联系工作的，早期
是侍从官，在组织扩大后，就是「连络人助理」，先后为张昭然、章思泉、练觉先三
氏。但凡重要行程，如晋谒元首，拜会，大型演习和座谈会、检讨会等，蒋将军一定亲
自参加。每周，他会到小组来和顾问与连络官们共进一、两次工作午餐，借以了解状
况，并与大家沟通。虽然，离他在德军受训已过去了卅多年，但他的德语却丝毫没有荒
废，与顾问们对谈时，从未经人传译。
三位首席顾问中，与蒋将军交情最深挚的是孟泽尔。孟氏较将军年长十七岁，曾身经第
一、二次世界大战，并参与德军装甲兵两度的建军工作，是位文武兼备，术德兼修，具
「古骑士风」的老将。将军对他，是发自至诚地执弟子与晚辈之礼。民国七十八年
(1989)三月十三日，孟老欢渡九秩寿诞，纬国将军伉俪还曾万里跋涉，专程前往德国波
昂拜寿。若尔丹来台工作的次数虽不多，但因后来担任「德中协会」理事长，与身兼
「中德文经协会」理事长的蒋将军也有一定程度的互动。考夫曼和他的「团员」们与将
军年龄相若，在德军受养成教育的时间和背景也类同，因此，他们间是有「共同语言」
的。
一般来说，蒋将军对德国顾问们都相当客气和礼遇，但必要时，也十分坚守原则。例如
民国六十一年的明德案期间，接受训练的装甲部队对顾问就颇有微词。而孟泽尔将军在
参观「装步战斗队村落攻击」作演习讲评时，也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许多该顾问在战
术、战斗上不该犯的错误。次年，考夫曼将军接任明德小组首席顾问时，原本向国军推
荐同一人继续担任装甲兵与反装甲的顾问，但被蒋纬国将军回绝(蒋将军民国六十一年十
一月四日及十二月十二日致考夫曼函。后一封信中有以下字句：「 ．．．除x氏外，我
们对您费心挑选的明德小组工作同仁均十分同意。根据与x氏共事的部队报告显示，他
在战术教育及教学方法上都乏善可陈。 ． ． ． 」)。
另一位明德小组的灵魂人物，是被蒋将军称为「王大哥」的王洽南将军。王老年龄比将
军长，留德的资格也老。蒋将军在西北当连长时，王老就已在中央军校七分校当上校工
兵科长了。从小在青岛念德国学校，燕京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的王将军是从海军陆战队
司令任内退役后，再被明德小组礼聘为首席连络官的。孟泽尔九次在台工作，跟王老都
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两人间的默契也好得无以复加。但像王老这样的人，绝对
是有脾气的。譬如他的爱真理，就到了绝不妥协的地步。许多明德小组的连络官都曾在
担任口译时，被他毫不顾情面地当众纠正，而变得脸红脖子粗。即使对大家昵称为「老
板」的蒋将军，王老也「择善固执」地不稍相让。有人就看过蒋将军气得背地里跳着脚
骂:「王老头!」但一会儿当着面，却又是心悦诚服地:「王大哥!」
明德案的副产品是「培德案」。从民国五十三年到六十二年间，陆军共派赴西德留学九
批学员，计二十七人次，二十五人(因张昭然，刘能宽系两度留德)。这些军官，受训时
最高阶者是中校，最低阶的是中尉;日后军职最高发展计上将三人(陈廷宠，殷宗文，李
桢林) ，中将九人(其中周世斌，施震宙曾任退辅会正、副主委)，少将五人，上校七人，
上尉一人(郑元恺于德国车祸罹难)；晋升将官比例高达68%。当年这些军官的考选过程
是相当严格的，在出国前就受蒋将军知遇者,也只有施震宙、邓祖谋等少数几位装甲兵科
的学长们。而他们这几位的学养、才干和品格，也确是最佳的一时之选。
培德案的军官在学成归国后，虽都被派至部队、学校或高司服务，但大多数也都曾被征
召到「临时编组」的明德小组来当过连络官。这份每年四个月的差使，虽然能给个人带
来每月八百元的连络官加给和若干论字计酬的翻译稿费，但其实是辛苦万状的。除了少
数例外，连络官和顾问都是一比一的搭配，从笔译、口译、会谈记录全是一脚独踢，还
外带要陪顾问出席那无休无止的酬酢，假日兼作导游，以及陪顾问夫人逛街购物等，更
是不一而足。但从老到小，这群连络官们都是任劳任怨、宿兴夜寐地的做去。许多人现
在还记得:夜里两、三点起夜，还看见首席连络官(先后有王洽南、施震宙、邓祖谋、周
世斌等先进)在房中挑灯夜战赶译作，而第二天一早六、七点，老人家又精神抖擞地陪同
顾问出门了。
回想起来，大伙儿当初有这份奋不顾身的干劲，除了受使命感、荣誉心的驱策外，连络
人蒋将军和顾问们对我们的器重和肯定，也是关键性的原动力。在小组里，偶尔会「吃
包子」(即吃排头之意)的是主司行政、联系与后勤的「连络人助理」，对我们这些连络
官，蒋将军是只有鼓励，绝无责难的。我们当然也犯过错，但都是主动发现，主动改
正；而年长、资深者也会不保留地对新进者施以教导。在蒋将军的感召下，小组里始终
保持着很友好的气氛。公事上虽然有阶级、长属之分，但平时都能彼此平等相待，确确
实实地履现了「亲爱精诚」校训的真谛。明德案虽已结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这份友
爱，却在当初的成员中流传了下来:蒋将军在世时，在台的留德同学们每年都会举办寿
宴，从无间断;同学们私下的聚会，更是频繁，以致连眷属们都结成了好友。而最后三年
在台工作的「考(夫曼)团」顾问们，从明德案结束起，就每年聚会一次．二十五年来，
虽人物日渐凋零，却从无中断。民国八十三年初夏，周世斌学长时任退辅会主委，曾邀
请尚在世的全体顾问夫妇、遗孀及旅居德、奥的赵育午学长与我夫妇赴台访问一周。全
体抵台之后，曾拜访了病中住院的蒋将军，到五指山国军公墓向故王洽南将军致敬。最
后的高潮是时任国安局局长殷宗文学长作东，在晶华饭店宴请连络人伉俪。当晚，明德
小组中、德同仁及眷属席开三大桌，融融一堂，蒋将军还兴致勃勃地致了词，一直呆到
终席。
今逢蒋将军去世三周年，仅以此文纪念，并为历史填上一小块空白。至于明德专案的起
源、过程、与成败检讨，则已收录于拙编《「明德专案」 -德国军事顾问在台工作秘
史》一书中，诸军中当道与后进若感兴趣，或可将之视为蒋纬国将军给您们留下的一小
笔遗产。
民国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凌晨三时完稿于维也纳
刊载于《传记文学》民国八十九年九月号
在我国的外交形势上，由于西方还以中共为「假想敌」，美国又基于全球战略的考量，
积极支持台湾，加上我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居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大多数非共国家都和我
维持着良好的邦交。在主要西方国家中，最先承认中共的是英国，其次是法国，但在海
峡两岸都主张「汉贼不两立」的前提下，这两个国家都是「舍我就他」的例子。德国的
情况就有些特殊。一直到1972(民国六十一年)与中共建交前，她是与北京、台北都没有
邦交的少数国家之一。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挟战胜国和「五强」之一的声威，
还曾在柏林驻有一个以桂永清将军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但在1949年，西德成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恢复了主权国家的地位时，国民政
府却正处于内战形势逆转，河山即将变色的局面。因此，政府虽在西德政府一成立，就
有承认新政权的意愿，但在国内外形势一片混乱，驻外官员也人心惶惶的环境下，这件
事竟然被搁置了起来。等到政府迁台，一切大致就绪以后，再向西德政府要求相互承
认，对方已失去了兴趣。
尽管与国、共双方都没有邦交关系，但由于西德当年在国际政治上，凡事以美国马首是
瞻，政治领导高层又多持保守、反共的立场，因此在对台态度上还算友善。
当年的台湾经济尚未起飞，双方人民间交往的情况也不甚密切，因此德国在台并未设立
官方的代表机构，仅透过一个以教授外国人德文为目的的「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 )
在台北设立了一个主管文、经、学术交流，并兼办签证接件业务(对台核发签证权责在西
德驻港总领事馆)的「德国文化中心」，中方也成立了一个「中、德文经协会」的民间社
团。此外，基于地缘、技术互补的考量，我国与西德也有某种程度的情报合作。
先总统蒋公的心愿，就是透过后一个管道，对西德方面提出的。民国五十年春，西德联
邦情报局局长派代表来台访问。在晋谒蒋公时，蒋公表达了向该国聘请优秀将校来华担
任军事顾问的意思，并请该局代为寻觅人选。次(五十一)年秋季，蒋纬国将军奉父命走
访德国，除重申前意，并对首席顾问的人选提出了「四条件说」：
(一)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十万陆军」建军工作；
(二)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三)曾参加西德联邦防卫军的建军工作；
(四)曾任军、师级以上指挥官，一般参谋官及有教育经验者。
以上的「四条件」看似简单，但却够严苛。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1914 - 1918，
即使是末期参军的军官，年龄也已在六十二岁以上。其次，联邦防卫军成立于1956年，
曾参加过一、二次大战，而又参与过西德联防军建军工作的，只有极少数没有纳粹色
彩，所谓「成份良好」的高级将领。在这少数又少数的候选人中，又能指挥大军作战，
又具备丰富幕僚经验，还从事过教职的，确实如凤毛麟角。
后来德方还提出了第五项条件：须为联邦防卫军退伍人员，以减少政治上的敏感度，以
及反对党的阻挠。其实，这条件是多余的。根据上段分析，合乎蒋公「四条件」的人，
必然已跨过了德军将领六十二岁届龄退役的门槛。
联情局的首任局长是盖伦少将(Reinhard Gehlen)，他在二次大战期间就负责德军在东线的
情报工作(Fremde Heere Ost)，战后在美占领军政府默许下，建立并主持了西德的第一个
情报单位「盖伦组织」(Die Organisation Gehlen，1956年改组为联情局)，算得上是位传奇
性的人物。在为我国寻找人选时，他最早属意的是知名度很高的温克上将(Gen. der Pz.
Trp. Walther Wenck，1900-1982)。温克于一次大战时从军，出身骑兵科，在十万人陆军
的期间转入了新成立的装甲兵。希特勒发动二次大战后，他从古德林上将的少校作战幕
僚，在六年内累晋至上将，历任军、集团军及陆军总部参谋长，第十二军团司令。这个
「温克军团」(Armee Wenck)是希特勒在1945年春，俄军已逼近柏林时下令成立的，虽系
希魔最后的希望所寄，但基本上是七零八落的杂编单位，当然已是「无力回天」。战后
温氏即已息影田园。温克年轻时担任过塞克特大将(Generaloberst Hans von Seeckt，民国二
十三年四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任蒋委员长总顾问)的副官，故对华态度友好。在经过一段
时间的考虑后，温氏以身体状况欠佳及家庭理由婉谢了盖伦的好意，并推荐了他的老战
友，刚从联邦防卫军退役的孟泽尔少将(Oskar Munzel)自代。
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孟泽尔将军是年六十四岁，退役前的职务是主管战斗部队教育、训
练及准则研究发展的陆军军队署署长(General des Truppenamtes)。他的一生也颇富传奇色
彩：
计曾服役于普鲁士皇军(Die kaiserliche preussische Armee)、一次大战战败后的「十万人陆
军」(Die Reichswehr)、希特勒执政后大幅扩充的国防军(Die Wehrmacht)和联邦德国的联
邦防卫军(Die Bundeswehr)。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从基层的排、连长累升为装甲军军
长。从古德林上将(Gen. Heinz Guderian)建立装甲兵起，孟氏就一直积极参与这个新兵种
的战术与编装发展，并曾两度出任装甲兵学校校长。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埃及的法鲁克
国王(King Faruk)为整军经武，曾聘请了一批德国军官担任顾问，首任团长就是孟泽尔。
这位老将军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将材、军事教育家，也能「下马草露布」，退役后即被延
请为知名军事杂志「战斗部队」(Die Kampftruppe)的总编辑，撰写过许多影响深远的论
文，以及三本有关德国装甲兵的战史书籍。
根据孟氏的回忆，温克上将在1963(民国五十二)年春突来造访孟氏，告以：「中华民国
的蒋总统委托我代为寻觅军事顾问一名，条件是曾参加两次大战，参与十万人陆军扩军
工作，有大军作战指挥经验，并曾担任幕僚与教职者。我意推荐你，不悉意下如何？ 」
孟氏因自少年起，即向往东方文化，且对先总统蒋公十分景仰，故立表欣然同意。不久
后，西德方面即致函我方推荐孟氏。经我国台糖公司驻欧代表严敦炯博士与孟氏晤谈
后，聘请他来华担任总统军事顾问一事即已底定。同年七月二日，蒋公手令成立「明德
专案连络人室」，以时任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蒋纬国中将为连络人，积极筹备孟氏初
次来台事宜。这就是明德专案的起源，也是孟氏在华前后长达十一年工作的滥觞。
明德专案连络人的职掌是：
(一)负责国防部，各军种总部对顾问各项工作指示的连络与协调。
(二)顾问的遴选与工作合同的签订。
(三)督导德籍顾问与中方连络军官的工作。
(四)督导明德专案连络人室与各接受训练单位间的连络与协调工作。
(五)负责我方与西德有关单位间的协调与连系。
(六)督导本室全般业务与行政支援事宜。
开始时，「明德专案连络人室」是寄生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室的。除了蒋纬国将军
自兼的连络人外，就只有一位连络官，一位侍从官和司机、杂役了。独一无二的连络官
是出身燕京大学，抗战前曾留德习工兵，民国二十年代就参与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工作，
来台后创办海军陆战队学校，当过校长、副司令，德、英文与兵学造诣俱堪称一流的备
役海军陆战队少将王洽南。侍从官是军校二十六期炮科毕业的贝鹏上尉。工作地址则设
在阳明山的第一宾馆。在连打字员都没有的条件下，「明德小组」就因陋就简地开锣
了。
明德专案前后共计十二年半，经历了孟泽尔(Oskar Munzel) ，若尔丹(Paul Jordan)和考夫
曼(Kurt Kauffmann)三位首席顾问，规模也从一顾问，一助理，发展到包括陆院和航空、
步、炮、装、防空、山地等兵科的七名顾问。但专案的连络人，却一直是蒋纬国将军。
他在这不算短的时间中，只调整过一次职务(从陆军参谋大学校长到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
争学院院长) ，军阶也始终停留在中将。
由于是兼职，蒋将军在明德小组并没有办公室，平时担任顾问与外间联系工作的，早期
是侍从官，在组织扩大后，就是「连络人助理」，先后为张昭然、章思泉、练觉先三
氏。但凡重要行程，如晋谒元首，拜会，大型演习和座谈会、检讨会等，蒋将军一定亲
自参加。每周，他会到小组来和顾问与连络官们共进一、两次工作午餐，借以了解状
况，并与大家沟通。虽然，离他在德军受训已过去了卅多年，但他的德语却丝毫没有荒
废，与顾问们对谈时，从未经人传译。
三位首席顾问中，与蒋将军交情最深挚的是孟泽尔。孟氏较将军年长十七岁，曾身经第
一、二次世界大战，并参与德军装甲兵两度的建军工作，是位文武兼备，术德兼修，具
「古骑士风」的老将。将军对他，是发自至诚地执弟子与晚辈之礼。民国七十八年
(1989)三月十三日，孟老欢渡九秩寿诞，纬国将军伉俪还曾万里跋涉，专程前往德国波
昂拜寿。若尔丹来台工作的次数虽不多，但因后来担任「德中协会」理事长，与身兼
「中德文经协会」理事长的蒋将军也有一定程度的互动。考夫曼和他的「团员」们与将
军年龄相若，在德军受养成教育的时间和背景也类同，因此，他们间是有「共同语言」
的。
一般来说，蒋将军对德国顾问们都相当客气和礼遇，但必要时，也十分坚守原则。例如
民国六十一年的明德案期间，接受训练的装甲部队对顾问就颇有微词。而孟泽尔将军在
参观「装步战斗队村落攻击」作演习讲评时，也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许多该顾问在战
术、战斗上不该犯的错误。次年，考夫曼将军接任明德小组首席顾问时，原本向国军推
荐同一人继续担任装甲兵与反装甲的顾问，但被蒋纬国将军回绝(蒋将军民国六十一年十
一月四日及十二月十二日致考夫曼函。后一封信中有以下字句：「 ．．．除x氏外，我
们对您费心挑选的明德小组工作同仁均十分同意。根据与x氏共事的部队报告显示，他
在战术教育及教学方法上都乏善可陈。 ． ． ． 」)。
另一位明德小组的灵魂人物，是被蒋将军称为「王大哥」的王洽南将军。王老年龄比将
军长，留德的资格也老。蒋将军在西北当连长时，王老就已在中央军校七分校当上校工
兵科长了。从小在青岛念德国学校，燕京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的王将军是从海军陆战队
司令任内退役后，再被明德小组礼聘为首席连络官的。孟泽尔九次在台工作，跟王老都
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两人间的默契也好得无以复加。但像王老这样的人，绝对
是有脾气的。譬如他的爱真理，就到了绝不妥协的地步。许多明德小组的连络官都曾在
担任口译时，被他毫不顾情面地当众纠正，而变得脸红脖子粗。即使对大家昵称为「老
板」的蒋将军，王老也「择善固执」地不稍相让。有人就看过蒋将军气得背地里跳着脚
骂:「王老头!」但一会儿当着面，却又是心悦诚服地:「王大哥!」
明德案的副产品是「培德案」。从民国五十三年到六十二年间，陆军共派赴西德留学九
批学员，计二十七人次，二十五人(因张昭然，刘能宽系两度留德)。这些军官，受训时
最高阶者是中校，最低阶的是中尉;日后军职最高发展计上将三人(陈廷宠，殷宗文，李
桢林) ，中将九人(其中周世斌，施震宙曾任退辅会正、副主委)，少将五人，上校七人，
上尉一人(郑元恺于德国车祸罹难)；晋升将官比例高达68%。当年这些军官的考选过程
是相当严格的，在出国前就受蒋将军知遇者,也只有施震宙、邓祖谋等少数几位装甲兵科
的学长们。而他们这几位的学养、才干和品格，也确是最佳的一时之选。
培德案的军官在学成归国后，虽都被派至部队、学校或高司服务，但大多数也都曾被征
召到「临时编组」的明德小组来当过连络官。这份每年四个月的差使，虽然能给个人带
来每月八百元的连络官加给和若干论字计酬的翻译稿费，但其实是辛苦万状的。除了少
数例外，连络官和顾问都是一比一的搭配，从笔译、口译、会谈记录全是一脚独踢，还
外带要陪顾问出席那无休无止的酬酢，假日兼作导游，以及陪顾问夫人逛街购物等，更
是不一而足。但从老到小，这群连络官们都是任劳任怨、宿兴夜寐地的做去。许多人现
在还记得:夜里两、三点起夜，还看见首席连络官(先后有王洽南、施震宙、邓祖谋、周
世斌等先进)在房中挑灯夜战赶译作，而第二天一早六、七点，老人家又精神抖擞地陪同
顾问出门了。
回想起来，大伙儿当初有这份奋不顾身的干劲，除了受使命感、荣誉心的驱策外，连络
人蒋将军和顾问们对我们的器重和肯定，也是关键性的原动力。在小组里，偶尔会「吃
包子」(即吃排头之意)的是主司行政、联系与后勤的「连络人助理」，对我们这些连络
官，蒋将军是只有鼓励，绝无责难的。我们当然也犯过错，但都是主动发现，主动改
正；而年长、资深者也会不保留地对新进者施以教导。在蒋将军的感召下，小组里始终
保持着很友好的气氛。公事上虽然有阶级、长属之分，但平时都能彼此平等相待，确确
实实地履现了「亲爱精诚」校训的真谛。明德案虽已结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这份友
爱，却在当初的成员中流传了下来:蒋将军在世时，在台的留德同学们每年都会举办寿
宴，从无间断;同学们私下的聚会，更是频繁，以致连眷属们都结成了好友。而最后三年
在台工作的「考(夫曼)团」顾问们，从明德案结束起，就每年聚会一次．二十五年来，
虽人物日渐凋零，却从无中断。民国八十三年初夏，周世斌学长时任退辅会主委，曾邀
请尚在世的全体顾问夫妇、遗孀及旅居德、奥的赵育午学长与我夫妇赴台访问一周。全
体抵台之后，曾拜访了病中住院的蒋将军，到五指山国军公墓向故王洽南将军致敬。最
后的高潮是时任国安局局长殷宗文学长作东，在晶华饭店宴请连络人伉俪。当晚，明德
小组中、德同仁及眷属席开三大桌，融融一堂，蒋将军还兴致勃勃地致了词，一直呆到
终席。
今逢蒋将军去世三周年，仅以此文纪念，并为历史填上一小块空白。至于明德专案的起
源、过程、与成败检讨，则已收录于拙编《「明德专案」 -德国军事顾问在台工作秘
史》一书中，诸军中当道与后进若感兴趣，或可将之视为蒋纬国将军给您们留下的一小
笔遗产。
民国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凌晨三时完稿于维也纳
刊载于《传记文学》民国八十九年九月号
民國五十年代初期，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集團冷戰方殷，且隨時會有爆發熱戰的危機。
在我國的外交形勢上，由於西方還以中共為「假想敵」，美國又基於全球戰略的考量，
積極支持台灣，加上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居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大多數非共國家都和我
維持著良好的邦交。在主要西方國家中，最先承認中共的是英國，其次是法國，但在海
峽兩岸都主張「漢賊不兩立」的前提下，這兩個國家都是「捨我就他」的例子。德國的
情況就有些特殊。一直到1972(民國六十一年)與中共建交前，她是與北京、台北都沒有
邦交的少數國家之一。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挾戰勝國和「五強」之一的聲威，
還曾在柏林駐有一個以桂永清將軍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但在1949年，西德成立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恢復了主權國家的地位時，國民政
府卻正處於內戰形勢逆轉，河山即將變色的局面。因此，政府雖在西德政府一成立，就
有承認新政權的意願，但在國內外形勢一片混亂，駐外官員也人心惶惶的環境下，這件
事竟然被擱置了起來。等到政府遷台，一切大致就緒以後，再向西德政府要求相互承
認，對方已失去了興趣。
儘管與國、共雙方都沒有邦交關係，但由於西德當年在國際政治上，凡事以美國馬首是
瞻，政治領導高層又多持保守、反共的立場，因此在對台態度上還算友善。
當年的台灣經濟尚未起飛，雙方人民間交往的情況也不甚密切，因此德國在台並未設立
官方的代表機構，僅透過一個以教授外國人德文為目的的「歌德學院」(Goethe Institut)在
台北設立了一個主管文、經、學術交流，並兼辦簽證接件業務(對台核發簽證權責在西德
駐港總領事館)的「德國文化中心」，中方也成立了一個「中、德文經協會」的民間社
團。此外，基於地緣、技術互補的考量，我國與西德也有某種程度的情報合作。
先總統 蔣公的心願，就是透過後一個管道，對西德方面提出的。民國五十年春，西德聯
邦情報局局長派代表來台訪問。在晉謁 蔣公時， 蔣公表達了向該國聘請優秀將校來華
擔任軍事顧問的意思，並請該局代為尋覓人選。次(五十一)年秋季，蔣緯國將軍奉父命
走訪德國，除重申前意，並對首席顧問的人選提出了「四條件說」：
(一)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十萬陸軍」建軍工作；
(二)曾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三)曾參加西德聯邦防衛軍的建軍工作；
(四)曾任軍、師級以上指揮官，一般參謀官及有教育經驗者。
以上的「四條件」看似簡單，但卻夠嚴苛。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在1914 - 1918，
即使是末期參軍的軍官，年齡也已在六十二歲以上。其次，聯邦防衛軍成立於1956年，
曾參加過一、二次大戰，而又參與過西德聯防軍建軍工作的，只有極少數沒有納粹色
彩，所謂「成份良好」的高級將領。在這少數又少數的候選人中，又能指揮大軍作戰，
又具備豐富幕僚經驗，還從事過教職的，確實如鳳毛麟角。
後來德方還提出了第五項條件：須為聯邦防衛軍退伍人員，以減少政治上的敏感度，以
及反對黨的阻撓。其實，這條件是多餘的。根據上段分析，合乎 蔣公「四條件」的人，
必然已跨過了德軍將領六十二歲屆齡退役的門檻。
聯情局的首任局長是蓋倫少將(Reinhard Gehlen)，他在二次大戰期間就負責德軍在東線的
情報工作(Fremde Heere Ost)，戰後在美佔領軍政府默許下，建立並主持了西德的第一個
情報單位「蓋倫組織」(Die Organisation Gehlen，1956年改組為聯情局)，算得上是位傳奇
性的人物。在為我國尋找人選時，他最早屬意的是知名度很高的溫克上將(Gen. der Pz.
Trp. Walther Wenck，1900-1982)。溫克於一次大戰時從軍，出身騎兵科，在十萬人陸軍
的期間轉入了新成立的裝甲兵。希特勒發動二次大戰後，他從古德林上將的少校作戰幕
僚，在六年內累晉至上將，歷任軍、集團軍及陸軍總部參謀長，第十二軍團司令。這個
「溫克軍團」(Armee Wenck)是希特勒在1945年春，俄軍已逼近柏林時下令成立的，雖係
希魔最後的希望所寄，但基本上是七零八落的雜編單位，當然已是「無力回天」。戰後
溫氏即已息影田園。溫克年輕時擔任過塞克特大將(Generaloberst Hans von Seeckt，民國二
十三年四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間任蔣委員長總顧問)的副官，故對華態度友好。在經過一段
時間的考慮後，溫氏以身體狀況欠佳及家庭理由婉謝了蓋倫的好意，並推薦了他的老戰
友，剛從聯邦防衛軍退役的孟澤爾少將(Oskar Munzel)自代。
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孟澤爾將軍是年六十四歲，退役前的職務是主管戰鬥部隊教育、訓
練及準則研究發展的陸軍軍隊署署長(General des Truppenamtes)。他的一生也頗富傳奇色
彩：
計曾服役於普魯士皇軍(Die kaiserliche preussische Armee)、一次大戰戰敗後的「十萬人陸
軍」(Die Reichswehr)、希特勒執政後大幅擴充的國防軍(Die Wehrmacht)和聯邦德國的聯
邦防衛軍(Die Bundeswehr)。他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從基層的排、連長累升為裝甲軍軍
長。從古德林上將(Gen. Heinz Guderian)建立裝甲兵起，孟氏就一直積極參與這個新兵種
的戰術與編裝發展，並曾兩度出任裝甲兵學校校長。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埃及的法魯克
國王(King Faruk)為整軍經武，曾聘請了一批德國軍官擔任顧問，首任團長就是孟澤爾。
這位老將軍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將材、軍事教育家，也能「下馬草露布」，退役後即被延
請為知名軍事雜誌「戰鬥部隊」(Die Kampftruppe)的總編輯，撰寫過許多影響深遠的論
文，以及三本有關德國裝甲兵的戰史書籍。
根據孟氏的回憶，溫克上將在1963(民國五十二)年春突來造訪孟氏，告以：「中華民國
的蔣總統委托我代為尋覓軍事顧問一名，條件是曾參加兩次大戰，參與十萬人陸軍擴軍
工作，有大軍作戰指揮經驗，並曾擔任幕僚與教職者。我意推薦你，不悉意下如何？」
孟氏因自少年起，即嚮往東方文化，且對先總統 蔣公十分景仰，故立表欣然同意。不久
後，西德方面即致函我方推薦孟氏。經我國台糖公司駐歐代表嚴敦炯博士與孟氏晤談
後，聘請他來華擔任總統軍事顧問一事即已底定。同年七月二日， 蔣公手令成立「明德
專案連絡人室」，以時任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蔣緯國中將為連絡人，積極籌備孟氏初
次來台事宜。這就是明德專案的起源，也是孟氏在華前後長達十一年工作的濫觴。
明德專案連絡人的職掌是：
(一)負責國防部，各軍種總部對顧問各項工作指示的連絡與協調。
(二)顧問的遴選與工作合同的簽訂。
(三)督導德籍顧問與中方連絡軍官的工作。
(四)督導明德專案連絡人室與各接受訓練單位間的連絡與協調工作。
(五)負責我方與西德有關單位間的協調與連繫。
(六)督導本室全般業務與行政支援事宜。
開始時，「明德專案連絡人室」是寄生在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室的。除了蔣緯國將軍
自兼的連絡人外，就只有一位連絡官，一位侍從官和司機、雜役了。獨一無二的連絡官
是出身燕京大學，抗戰前曾留德習工兵，民國二十年代就參與過德國軍事顧問團工作，
來台後創辦海軍陸戰隊學校，當過校長、副司令，德、英文與兵學造詣俱堪稱一流的備
役海軍陸戰隊少將王洽南。侍從官是軍校二十六期砲科畢業的貝鵬上尉。工作地址則設
在陽明山的第一賓館。在連打字員都沒有的條件下，「明德小組」就因陋就簡地開鑼
了。
明德專案前後共計十二年半，經歷了孟澤爾(Oskar Munzel) ，若爾丹(Paul Jordan)和考夫
曼(Kurt Kauffmann)三位首席顧問，規模也從一顧問，一助理，發展到包括陸院和航空、
步、砲、裝、防空、山地等兵科的七名顧問。但專案的連絡人，卻一直是蔣緯國將軍。
他在這不算短的時間中，只調整過一次職務(從陸軍參謀大學校長到三軍大學副校長兼戰
爭學院院長) ，軍階也始終停留在中將。
由於是兼職，蔣將軍在明德小組並沒有辦公室，平時擔任顧問與外間聯繫工作的，早期
是侍從官，在組織擴大後，就是「連絡人助理」，先後為張昭然、章思泉、練覺先三
氏。但凡重要行程，如晉謁 元首，拜會，大型演習和座談會、檢討會等，蔣將軍一定親
自參加。每週，他會到小組來和顧問與連絡官們共進一、兩次工作午餐，藉以瞭解狀
況，並與大家溝通。雖然，離他在德軍受訓已過去了卅多年，但他的德語卻絲毫沒有荒
廢，與顧問們對談時，從未經人傳譯。
三位首席顧問中，與蔣將軍交情最深摯的是孟澤爾。孟氏較將軍年長十七歲，曾身經第
一、二次世界大戰，並參與德軍裝甲兵兩度的建軍工作，是位文武兼備，術德兼修，具
「古騎士風」的老將。將軍對他，是發自至誠地執弟子與晚輩之禮。民國七十八年
(1989)三月十三日，孟老歡渡九秩壽誕，緯國將軍伉儷還曾萬里跋涉，專程前往德國波
昂拜壽。若爾丹來台工作的次數雖不多，但因後來擔任「德中協會」理事長，與身兼
「中德文經協會」理事長的蔣將軍也有一定程度的互動。考夫曼和他的「團員」們與將
軍年齡相若，在德軍受養成教育的時間和背景也類同，因此，他們間是有「共同語言」
的。
一般來說，蔣將軍對德國顧問們都相當客氣和禮遇，但必要時，也十分堅守原則。例如
民國六十一年的明德案期間，接受訓練的裝甲部隊對顧問就頗有微詞。而孟澤爾將軍在
參觀「裝步戰鬥隊村落攻擊」作演習講評時，也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許多該顧問在戰
術、戰鬥上不該犯的錯誤。次年，考夫曼將軍接任明德小組首席顧問時，原本向國軍推
薦同一人繼續擔任裝甲兵與反裝甲的顧問，但被蔣緯國將軍回絕(蔣將軍民國六十一年十
一月四日及十二月十二日致考夫曼函。後一封信中有以下字句：「．．．除x氏外，我
們對您費心挑選的明德小組工作同仁均十分同意。根據與x氏共事的部隊報告顯示，他
在戰術教育及教學方法上都乏善可陳。．．．」)。
另一位明德小組的靈魂人物，是被蔣將軍稱為「王大哥」的王洽南將軍。王老年齡比將
軍長，留德的資格也老。蔣將軍在西北當連長時，王老就已在中央軍校七分校當上校工
兵科長了。從小在青島唸德國學校，燕京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的王將軍是從海軍陸戰隊
司令任內退役後，再被明德小組禮聘為首席連絡官的。孟澤爾九次在台工作，跟王老都
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兩人間的默契也好得無以復加。但像王老這樣的人，絕對
是有脾氣的。譬如他的愛真理，就到了絕不妥協的地步。許多明德小組的連絡官都曾在
擔任口譯時，被他毫不顧情面地當眾糾正，而變得臉紅脖子粗。即使對大家暱稱為「老
板」的蔣將軍，王老也「擇善固執」地不稍相讓。有人就看過蔣將軍氣得背地裏跳著腳
罵:「王老頭!」但一會兒當著面，卻又是心悅誠服地:「王大哥!」
明德案的副產品是「培德案」。從民國五十三年到六十二年間，陸軍共派赴西德留學九
批學員，計二十七人次，二十五人(因張昭然，劉能寬係兩度留德)。這些軍官，受訓時
最高階者是中校，最低階的是中尉;日後軍職最高發展計上將三人(陳廷寵，殷宗文，李
楨林) ，中將九人(其中周世斌，施震宙曾任退輔會正、副主委)，少將五人，上校七人，
上尉一人(鄭元愷於德國車禍罹難)；晉升將官比例高達68%。當年這些軍官的考選過程
是相當嚴格的，在出國前就受蔣將軍知遇者,也只有施震宙、鄧祖謀等少數幾位裝甲兵科
的學長們。而他們這幾位的學養、才幹和品格，也確是最佳的一時之選。
培德案的軍官在學成歸國後，雖都被派至部隊、學校或高司服務，但大多數也都曾被徵
召到「臨時編組」的明德小組來當過連絡官。這份每年四個月的差使，雖然能給個人帶
來每月八百元的連絡官加給和若干論字計酬的翻譯稿費，但其實是辛苦萬狀的。除了少
數例外，連絡官和顧問都是一比一的搭配，從筆譯、口譯、會談記錄全是一腳獨踢，還
外帶要陪顧問出席那無休無止的酬酢，假日兼作導遊，以及陪顧問夫人逛街購物等，更
是不一而足。但從老到小，這群連絡官們都是任勞任怨、宿興夜寐地的做去。許多人現
在還記得:夜裏兩、三點起夜，還看見首席連絡官(先後有王洽南、施震宙、鄧祖謀、周
世斌等先進)在房中挑燈夜戰趕譯作，而第二天一早六、七點，老人家又精神抖擻地陪同
顧問出門了。
回想起來，大夥兒當初有這份奮不顧身的幹勁，除了受使命感、榮譽心的驅策外，連絡
人蔣將軍和顧問們對我們的器重和肯定，也是關鍵性的原動力。在小組裏，偶爾會「吃
包子」(即吃排頭之意)的是主司行政、聯繫與後勤的「連絡人助理」，對我們這些連絡
官，蔣將軍是只有鼓勵，絕無責難的。我們當然也犯過錯，但都是主動發現，主動改
正；而年長、資深者也會不保留地對新進者施以教導。在蔣將軍的感召下，小組裏始終
保持著很友好的氣氛。公事上雖然有階級、長屬之分，但平時都能彼此平等相待，確確
實實地履現了「親愛精誠」校訓的真諦。明德案雖已結束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但這份友
愛，卻在當初的成員中流傳了下來:蔣將軍在世時，在台的留德同學們每年都會舉辦壽
宴，從無間斷;同學們私下的聚會，更是頻繁，以致連眷屬們都結成了好友。而最後三年
在台工作的「考(夫曼)團」顧問們，從明德案結束起，就每年聚會一次．二十五年來，
雖人物日漸凋零，卻從無中斷。民國八十三年初夏，周世斌學長時任退輔會主委，曾邀
請尚在世的全體顧問夫婦、遺孀及旅居德、奧的趙育午學長與我夫婦赴台訪問一週。全
體抵台之後，曾拜訪了病中住院的蔣將軍，到五指山國軍公墓向故王洽南將軍致敬。最
後的高潮是時任國安局局長殷宗文學長作東，在晶華飯店宴請連絡人伉儷。當晚，明德
小組中、德同仁及眷屬席開三大桌，融融一堂，蔣將軍還興致勃勃地致了詞，一直呆到
終席。
今逢蔣將軍去世三週年，僅以此文紀念，並為歷史填上一小塊空白。至於明德專案的起
源、過程、與成敗檢討，則已收錄於拙編《「明德專案」 - 德國軍事顧問在台工作秘
史》一書中，諸軍中當道與後進若感興趣，或可將之視為蔣緯國將軍給您們留下的一小
筆遺產。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凌晨三時完稿於維也納
刊載於《傳記文學》民國八十九年九月號
在我國的外交形勢上，由於西方還以中共為「假想敵」，美國又基於全球戰略的考量，
積極支持台灣，加上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居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大多數非共國家都和我
維持著良好的邦交。在主要西方國家中，最先承認中共的是英國，其次是法國，但在海
峽兩岸都主張「漢賊不兩立」的前提下，這兩個國家都是「捨我就他」的例子。德國的
情況就有些特殊。一直到1972(民國六十一年)與中共建交前，她是與北京、台北都沒有
邦交的少數國家之一。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挾戰勝國和「五強」之一的聲威，
還曾在柏林駐有一個以桂永清將軍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但在1949年，西德成立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恢復了主權國家的地位時，國民政
府卻正處於內戰形勢逆轉，河山即將變色的局面。因此，政府雖在西德政府一成立，就
有承認新政權的意願，但在國內外形勢一片混亂，駐外官員也人心惶惶的環境下，這件
事竟然被擱置了起來。等到政府遷台，一切大致就緒以後，再向西德政府要求相互承
認，對方已失去了興趣。
儘管與國、共雙方都沒有邦交關係，但由於西德當年在國際政治上，凡事以美國馬首是
瞻，政治領導高層又多持保守、反共的立場，因此在對台態度上還算友善。
當年的台灣經濟尚未起飛，雙方人民間交往的情況也不甚密切，因此德國在台並未設立
官方的代表機構，僅透過一個以教授外國人德文為目的的「歌德學院」(Goethe Institut)在
台北設立了一個主管文、經、學術交流，並兼辦簽證接件業務(對台核發簽證權責在西德
駐港總領事館)的「德國文化中心」，中方也成立了一個「中、德文經協會」的民間社
團。此外，基於地緣、技術互補的考量，我國與西德也有某種程度的情報合作。
先總統 蔣公的心願，就是透過後一個管道，對西德方面提出的。民國五十年春，西德聯
邦情報局局長派代表來台訪問。在晉謁 蔣公時， 蔣公表達了向該國聘請優秀將校來華
擔任軍事顧問的意思，並請該局代為尋覓人選。次(五十一)年秋季，蔣緯國將軍奉父命
走訪德國，除重申前意，並對首席顧問的人選提出了「四條件說」：
(一)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十萬陸軍」建軍工作；
(二)曾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三)曾參加西德聯邦防衛軍的建軍工作；
(四)曾任軍、師級以上指揮官，一般參謀官及有教育經驗者。
以上的「四條件」看似簡單，但卻夠嚴苛。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在1914 - 1918，
即使是末期參軍的軍官，年齡也已在六十二歲以上。其次，聯邦防衛軍成立於1956年，
曾參加過一、二次大戰，而又參與過西德聯防軍建軍工作的，只有極少數沒有納粹色
彩，所謂「成份良好」的高級將領。在這少數又少數的候選人中，又能指揮大軍作戰，
又具備豐富幕僚經驗，還從事過教職的，確實如鳳毛麟角。
後來德方還提出了第五項條件：須為聯邦防衛軍退伍人員，以減少政治上的敏感度，以
及反對黨的阻撓。其實，這條件是多餘的。根據上段分析，合乎 蔣公「四條件」的人，
必然已跨過了德軍將領六十二歲屆齡退役的門檻。
聯情局的首任局長是蓋倫少將(Reinhard Gehlen)，他在二次大戰期間就負責德軍在東線的
情報工作(Fremde Heere Ost)，戰後在美佔領軍政府默許下，建立並主持了西德的第一個
情報單位「蓋倫組織」(Die Organisation Gehlen，1956年改組為聯情局)，算得上是位傳奇
性的人物。在為我國尋找人選時，他最早屬意的是知名度很高的溫克上將(Gen. der Pz.
Trp. Walther Wenck，1900-1982)。溫克於一次大戰時從軍，出身騎兵科，在十萬人陸軍
的期間轉入了新成立的裝甲兵。希特勒發動二次大戰後，他從古德林上將的少校作戰幕
僚，在六年內累晉至上將，歷任軍、集團軍及陸軍總部參謀長，第十二軍團司令。這個
「溫克軍團」(Armee Wenck)是希特勒在1945年春，俄軍已逼近柏林時下令成立的，雖係
希魔最後的希望所寄，但基本上是七零八落的雜編單位，當然已是「無力回天」。戰後
溫氏即已息影田園。溫克年輕時擔任過塞克特大將(Generaloberst Hans von Seeckt，民國二
十三年四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間任蔣委員長總顧問)的副官，故對華態度友好。在經過一段
時間的考慮後，溫氏以身體狀況欠佳及家庭理由婉謝了蓋倫的好意，並推薦了他的老戰
友，剛從聯邦防衛軍退役的孟澤爾少將(Oskar Munzel)自代。
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孟澤爾將軍是年六十四歲，退役前的職務是主管戰鬥部隊教育、訓
練及準則研究發展的陸軍軍隊署署長(General des Truppenamtes)。他的一生也頗富傳奇色
彩：
計曾服役於普魯士皇軍(Die kaiserliche preussische Armee)、一次大戰戰敗後的「十萬人陸
軍」(Die Reichswehr)、希特勒執政後大幅擴充的國防軍(Die Wehrmacht)和聯邦德國的聯
邦防衛軍(Die Bundeswehr)。他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從基層的排、連長累升為裝甲軍軍
長。從古德林上將(Gen. Heinz Guderian)建立裝甲兵起，孟氏就一直積極參與這個新兵種
的戰術與編裝發展，並曾兩度出任裝甲兵學校校長。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埃及的法魯克
國王(King Faruk)為整軍經武，曾聘請了一批德國軍官擔任顧問，首任團長就是孟澤爾。
這位老將軍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將材、軍事教育家，也能「下馬草露布」，退役後即被延
請為知名軍事雜誌「戰鬥部隊」(Die Kampftruppe)的總編輯，撰寫過許多影響深遠的論
文，以及三本有關德國裝甲兵的戰史書籍。
根據孟氏的回憶，溫克上將在1963(民國五十二)年春突來造訪孟氏，告以：「中華民國
的蔣總統委托我代為尋覓軍事顧問一名，條件是曾參加兩次大戰，參與十萬人陸軍擴軍
工作，有大軍作戰指揮經驗，並曾擔任幕僚與教職者。我意推薦你，不悉意下如何？」
孟氏因自少年起，即嚮往東方文化，且對先總統 蔣公十分景仰，故立表欣然同意。不久
後，西德方面即致函我方推薦孟氏。經我國台糖公司駐歐代表嚴敦炯博士與孟氏晤談
後，聘請他來華擔任總統軍事顧問一事即已底定。同年七月二日， 蔣公手令成立「明德
專案連絡人室」，以時任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蔣緯國中將為連絡人，積極籌備孟氏初
次來台事宜。這就是明德專案的起源，也是孟氏在華前後長達十一年工作的濫觴。
明德專案連絡人的職掌是：
(一)負責國防部，各軍種總部對顧問各項工作指示的連絡與協調。
(二)顧問的遴選與工作合同的簽訂。
(三)督導德籍顧問與中方連絡軍官的工作。
(四)督導明德專案連絡人室與各接受訓練單位間的連絡與協調工作。
(五)負責我方與西德有關單位間的協調與連繫。
(六)督導本室全般業務與行政支援事宜。
開始時，「明德專案連絡人室」是寄生在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室的。除了蔣緯國將軍
自兼的連絡人外，就只有一位連絡官，一位侍從官和司機、雜役了。獨一無二的連絡官
是出身燕京大學，抗戰前曾留德習工兵，民國二十年代就參與過德國軍事顧問團工作，
來台後創辦海軍陸戰隊學校，當過校長、副司令，德、英文與兵學造詣俱堪稱一流的備
役海軍陸戰隊少將王洽南。侍從官是軍校二十六期砲科畢業的貝鵬上尉。工作地址則設
在陽明山的第一賓館。在連打字員都沒有的條件下，「明德小組」就因陋就簡地開鑼
了。
明德專案前後共計十二年半，經歷了孟澤爾(Oskar Munzel) ，若爾丹(Paul Jordan)和考夫
曼(Kurt Kauffmann)三位首席顧問，規模也從一顧問，一助理，發展到包括陸院和航空、
步、砲、裝、防空、山地等兵科的七名顧問。但專案的連絡人，卻一直是蔣緯國將軍。
他在這不算短的時間中，只調整過一次職務(從陸軍參謀大學校長到三軍大學副校長兼戰
爭學院院長) ，軍階也始終停留在中將。
由於是兼職，蔣將軍在明德小組並沒有辦公室，平時擔任顧問與外間聯繫工作的，早期
是侍從官，在組織擴大後，就是「連絡人助理」，先後為張昭然、章思泉、練覺先三
氏。但凡重要行程，如晉謁 元首，拜會，大型演習和座談會、檢討會等，蔣將軍一定親
自參加。每週，他會到小組來和顧問與連絡官們共進一、兩次工作午餐，藉以瞭解狀
況，並與大家溝通。雖然，離他在德軍受訓已過去了卅多年，但他的德語卻絲毫沒有荒
廢，與顧問們對談時，從未經人傳譯。
三位首席顧問中，與蔣將軍交情最深摯的是孟澤爾。孟氏較將軍年長十七歲，曾身經第
一、二次世界大戰，並參與德軍裝甲兵兩度的建軍工作，是位文武兼備，術德兼修，具
「古騎士風」的老將。將軍對他，是發自至誠地執弟子與晚輩之禮。民國七十八年
(1989)三月十三日，孟老歡渡九秩壽誕，緯國將軍伉儷還曾萬里跋涉，專程前往德國波
昂拜壽。若爾丹來台工作的次數雖不多，但因後來擔任「德中協會」理事長，與身兼
「中德文經協會」理事長的蔣將軍也有一定程度的互動。考夫曼和他的「團員」們與將
軍年齡相若，在德軍受養成教育的時間和背景也類同，因此，他們間是有「共同語言」
的。
一般來說，蔣將軍對德國顧問們都相當客氣和禮遇，但必要時，也十分堅守原則。例如
民國六十一年的明德案期間，接受訓練的裝甲部隊對顧問就頗有微詞。而孟澤爾將軍在
參觀「裝步戰鬥隊村落攻擊」作演習講評時，也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許多該顧問在戰
術、戰鬥上不該犯的錯誤。次年，考夫曼將軍接任明德小組首席顧問時，原本向國軍推
薦同一人繼續擔任裝甲兵與反裝甲的顧問，但被蔣緯國將軍回絕(蔣將軍民國六十一年十
一月四日及十二月十二日致考夫曼函。後一封信中有以下字句：「．．．除x氏外，我
們對您費心挑選的明德小組工作同仁均十分同意。根據與x氏共事的部隊報告顯示，他
在戰術教育及教學方法上都乏善可陳。．．．」)。
另一位明德小組的靈魂人物，是被蔣將軍稱為「王大哥」的王洽南將軍。王老年齡比將
軍長，留德的資格也老。蔣將軍在西北當連長時，王老就已在中央軍校七分校當上校工
兵科長了。從小在青島唸德國學校，燕京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的王將軍是從海軍陸戰隊
司令任內退役後，再被明德小組禮聘為首席連絡官的。孟澤爾九次在台工作，跟王老都
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兩人間的默契也好得無以復加。但像王老這樣的人，絕對
是有脾氣的。譬如他的愛真理，就到了絕不妥協的地步。許多明德小組的連絡官都曾在
擔任口譯時，被他毫不顧情面地當眾糾正，而變得臉紅脖子粗。即使對大家暱稱為「老
板」的蔣將軍，王老也「擇善固執」地不稍相讓。有人就看過蔣將軍氣得背地裏跳著腳
罵:「王老頭!」但一會兒當著面，卻又是心悅誠服地:「王大哥!」
明德案的副產品是「培德案」。從民國五十三年到六十二年間，陸軍共派赴西德留學九
批學員，計二十七人次，二十五人(因張昭然，劉能寬係兩度留德)。這些軍官，受訓時
最高階者是中校，最低階的是中尉;日後軍職最高發展計上將三人(陳廷寵，殷宗文，李
楨林) ，中將九人(其中周世斌，施震宙曾任退輔會正、副主委)，少將五人，上校七人，
上尉一人(鄭元愷於德國車禍罹難)；晉升將官比例高達68%。當年這些軍官的考選過程
是相當嚴格的，在出國前就受蔣將軍知遇者,也只有施震宙、鄧祖謀等少數幾位裝甲兵科
的學長們。而他們這幾位的學養、才幹和品格，也確是最佳的一時之選。
培德案的軍官在學成歸國後，雖都被派至部隊、學校或高司服務，但大多數也都曾被徵
召到「臨時編組」的明德小組來當過連絡官。這份每年四個月的差使，雖然能給個人帶
來每月八百元的連絡官加給和若干論字計酬的翻譯稿費，但其實是辛苦萬狀的。除了少
數例外，連絡官和顧問都是一比一的搭配，從筆譯、口譯、會談記錄全是一腳獨踢，還
外帶要陪顧問出席那無休無止的酬酢，假日兼作導遊，以及陪顧問夫人逛街購物等，更
是不一而足。但從老到小，這群連絡官們都是任勞任怨、宿興夜寐地的做去。許多人現
在還記得:夜裏兩、三點起夜，還看見首席連絡官(先後有王洽南、施震宙、鄧祖謀、周
世斌等先進)在房中挑燈夜戰趕譯作，而第二天一早六、七點，老人家又精神抖擻地陪同
顧問出門了。
回想起來，大夥兒當初有這份奮不顧身的幹勁，除了受使命感、榮譽心的驅策外，連絡
人蔣將軍和顧問們對我們的器重和肯定，也是關鍵性的原動力。在小組裏，偶爾會「吃
包子」(即吃排頭之意)的是主司行政、聯繫與後勤的「連絡人助理」，對我們這些連絡
官，蔣將軍是只有鼓勵，絕無責難的。我們當然也犯過錯，但都是主動發現，主動改
正；而年長、資深者也會不保留地對新進者施以教導。在蔣將軍的感召下，小組裏始終
保持著很友好的氣氛。公事上雖然有階級、長屬之分，但平時都能彼此平等相待，確確
實實地履現了「親愛精誠」校訓的真諦。明德案雖已結束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但這份友
愛，卻在當初的成員中流傳了下來:蔣將軍在世時，在台的留德同學們每年都會舉辦壽
宴，從無間斷;同學們私下的聚會，更是頻繁，以致連眷屬們都結成了好友。而最後三年
在台工作的「考(夫曼)團」顧問們，從明德案結束起，就每年聚會一次．二十五年來，
雖人物日漸凋零，卻從無中斷。民國八十三年初夏，周世斌學長時任退輔會主委，曾邀
請尚在世的全體顧問夫婦、遺孀及旅居德、奧的趙育午學長與我夫婦赴台訪問一週。全
體抵台之後，曾拜訪了病中住院的蔣將軍，到五指山國軍公墓向故王洽南將軍致敬。最
後的高潮是時任國安局局長殷宗文學長作東，在晶華飯店宴請連絡人伉儷。當晚，明德
小組中、德同仁及眷屬席開三大桌，融融一堂，蔣將軍還興致勃勃地致了詞，一直呆到
終席。
今逢蔣將軍去世三週年，僅以此文紀念，並為歷史填上一小塊空白。至於明德專案的起
源、過程、與成敗檢討，則已收錄於拙編《「明德專案」 - 德國軍事顧問在台工作秘
史》一書中，諸軍中當道與後進若感興趣，或可將之視為蔣緯國將軍給您們留下的一小
筆遺產。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凌晨三時完稿於維也納
刊載於《傳記文學》民國八十九年九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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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POE Columns Section: 亞太世紀網站專欄區 亚太世纪网站专栏区: 005-009 王玉麒 專欄 王玉麒 专栏 Yue-Che Wang Column 作者：王玉麒 王玉麒 Yue-Che Wang 蔣緯國將軍與《明德小組》 蒋纬国将军与《明德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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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緯國將軍與《明德小組》 作者： 王玉麒 |
| 蒋纬国将军与《明德小组》 作者：王玉麒 |
民國五、六十年代間在國軍服務過的人或許都聽說過「明
德小組」這個單位的存在，有些人還親身經歷過德籍顧問
所指導的演習或訓練，聽過「孟教授」，「考教授」的演
講。隨著時光的移轉，台灣已從一個封閉的社會發展為開
放的社會，國軍這個當年又窮、又未見過世面的「醜小
鴨」，也變成了裝備現代化，顧盼自雄的一支勁旅。在這
個轉變的過程中，「明德小組」的德籍顧問和華籍連絡官
們都曾有過積極的參與，他們所作的部份建議，在今天都
還未曾過時。從頭到尾擔任「明德專案」連絡人的蔣緯國
將軍對這件工作投入了極大的心血。他逝世的前一年，還
曾在病褟中對老助理章思泉將軍流淚嘆息地說：「明德小
組這段歷史終將埋沒！」
透過坊間不同版本的傳記，我們可以認識到蔣將軍多采多
姿的一生。但他曾擔任「明德專案連絡人」的故事，知道
的人就寥寥可數了。
「明德專案連絡人室」簡稱「明德小組」，是一個沒有固
定編制、預算、營舍的「影子單位」。這個工作組成立於
民國五十二年七月二日，於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解
散，共歷時十二年半。唯一的「法源」是先總統 蔣公的
一紙手令。當時，台灣已經有兩個外國的軍事顧問組織，
一個是規模龐大的「美國軍援顧問團」(USMAAG)，一個
是以「實踐學社」為代名的日本軍事顧問組。據蔣緯國將
軍晚年透露：當時先總統 蔣公有鑑於中、美兩國國力懸
殊，美軍以優勢物質條件為依恃的作戰思想完全不適用於
我國；而以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為首的日本顧問雖然竭
盡心智地在石牌從事國軍軍官的指參教育，但他們的所
學，畢竟都已過時，跟不上日新月異的時代。再加上抗戰
初期以前的十一年間(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德國軍事
顧問團對國軍建軍備戰有過決定性的貢獻；而德軍又一向
講求以寡擊眾，節約物資，正是國軍建軍應採取的方
向， 因此蔣公乃又興招聘德國軍事顧問的意念。
德小組」這個單位的存在，有些人還親身經歷過德籍顧問
所指導的演習或訓練，聽過「孟教授」，「考教授」的演
講。隨著時光的移轉，台灣已從一個封閉的社會發展為開
放的社會，國軍這個當年又窮、又未見過世面的「醜小
鴨」，也變成了裝備現代化，顧盼自雄的一支勁旅。在這
個轉變的過程中，「明德小組」的德籍顧問和華籍連絡官
們都曾有過積極的參與，他們所作的部份建議，在今天都
還未曾過時。從頭到尾擔任「明德專案」連絡人的蔣緯國
將軍對這件工作投入了極大的心血。他逝世的前一年，還
曾在病褟中對老助理章思泉將軍流淚嘆息地說：「明德小
組這段歷史終將埋沒！」
透過坊間不同版本的傳記，我們可以認識到蔣將軍多采多
姿的一生。但他曾擔任「明德專案連絡人」的故事，知道
的人就寥寥可數了。
「明德專案連絡人室」簡稱「明德小組」，是一個沒有固
定編制、預算、營舍的「影子單位」。這個工作組成立於
民國五十二年七月二日，於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解
散，共歷時十二年半。唯一的「法源」是先總統 蔣公的
一紙手令。當時，台灣已經有兩個外國的軍事顧問組織，
一個是規模龐大的「美國軍援顧問團」(USMAAG)，一個
是以「實踐學社」為代名的日本軍事顧問組。據蔣緯國將
軍晚年透露：當時先總統 蔣公有鑑於中、美兩國國力懸
殊，美軍以優勢物質條件為依恃的作戰思想完全不適用於
我國；而以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為首的日本顧問雖然竭
盡心智地在石牌從事國軍軍官的指參教育，但他們的所
學，畢竟都已過時，跟不上日新月異的時代。再加上抗戰
初期以前的十一年間(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德國軍事
顧問團對國軍建軍備戰有過決定性的貢獻；而德軍又一向
講求以寡擊眾，節約物資，正是國軍建軍應採取的方
向， 因此蔣公乃又興招聘德國軍事顧問的意念。
民国五、六十年代间在国军服务过的人或许都听说过「明
德小组」这个单位的存在，有些人还亲身经历过德籍顾问
所指导的演习或训练，听过「孟教授」，「考教授」的演
讲。随着时光的移转，台湾已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发展为开
放的社会，国军这个当年又穷、又未见过世面的「丑小
鸭」，也变成了装备现代化，顾盼自雄的一支劲旅。在这
个转变的过程中，「明德小组」的德籍顾问和华籍连络官
们都曾有过积极的参与，他们所作的部份建议，在今天都
还未曾过时。从头到尾担任「明德专案」连络人的蒋纬国
将军对这件工作投入了极大的心血。他逝世的前一年，还
曾在病褟中对老助理章思泉将军流泪叹息地说：「明德小
组这段历史终将埋没！」
透过坊间不同版本的传记，我们可以认识到蒋将军多采多
姿的一生。但他曾担任「明德专案连络人」的故事，知道
的人就寥寥可数了。
「明德专案连络人室」简称「明德小组」，是一个没有固
定编制、预算、营舍的「影子单位」。这个工作组成立于
民国五十二年七月二日，于民国六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解
散，共历时十二年半。唯一的「法源」是先总统蒋公的一
纸手令。当时，台湾已经有两个外国的军事顾问组织，一
个是规模庞大的「美国军援顾问团」(USMAAG)，一个是
以「实践学社」为代名的日本军事顾问组。据蒋纬国将军
晚年透露：当时先总统蒋公有鉴于中、美两国国力悬殊，
美军以优势物质条件为依恃的作战思想完全不适用于我
国；而以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为首的日本顾问虽然竭尽
心智地在石牌从事国军军官的指参教育，但他们的所学，
毕竟都已过时，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再加上抗战初期
以前的十一年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德国军事顾问
团对国军建军备战有过决定性的贡献；而德军又一向讲求
以寡击众，节约物资，正是国军建军应采取的方向，因此
蒋公乃又兴招聘德国军事顾问的意念。
德小组」这个单位的存在，有些人还亲身经历过德籍顾问
所指导的演习或训练，听过「孟教授」，「考教授」的演
讲。随着时光的移转，台湾已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发展为开
放的社会，国军这个当年又穷、又未见过世面的「丑小
鸭」，也变成了装备现代化，顾盼自雄的一支劲旅。在这
个转变的过程中，「明德小组」的德籍顾问和华籍连络官
们都曾有过积极的参与，他们所作的部份建议，在今天都
还未曾过时。从头到尾担任「明德专案」连络人的蒋纬国
将军对这件工作投入了极大的心血。他逝世的前一年，还
曾在病褟中对老助理章思泉将军流泪叹息地说：「明德小
组这段历史终将埋没！」
透过坊间不同版本的传记，我们可以认识到蒋将军多采多
姿的一生。但他曾担任「明德专案连络人」的故事，知道
的人就寥寥可数了。
「明德专案连络人室」简称「明德小组」，是一个没有固
定编制、预算、营舍的「影子单位」。这个工作组成立于
民国五十二年七月二日，于民国六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解
散，共历时十二年半。唯一的「法源」是先总统蒋公的一
纸手令。当时，台湾已经有两个外国的军事顾问组织，一
个是规模庞大的「美国军援顾问团」(USMAAG)，一个是
以「实践学社」为代名的日本军事顾问组。据蒋纬国将军
晚年透露：当时先总统蒋公有鉴于中、美两国国力悬殊，
美军以优势物质条件为依恃的作战思想完全不适用于我
国；而以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为首的日本顾问虽然竭尽
心智地在石牌从事国军军官的指参教育，但他们的所学，
毕竟都已过时，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再加上抗战初期
以前的十一年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德国军事顾问
团对国军建军备战有过决定性的贡献；而德军又一向讲求
以寡击众，节约物资，正是国军建军应采取的方向，因此
蒋公乃又兴招聘德国军事顾问的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