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0日，德国的反纳粹组织首脑人物施陶芬堡上校(Graf Otto Schenk von
Stauffenberg)以炸弹行刺希特勒，并发动了政变未果后，纳粹政权即大肆搜捕异己。海军
上将卡纳里斯所主持的军事情报局(Die Abwehr)涉案甚深。卡氏与主要干部均被处死或监
禁，军情局亦被裁销。为使东线战场的情报工作不至中断，参谋本部把原军情局的职
掌，纳入了该部所属的「东线情报处」(Fremde Heere Ost)，处长是盖伦少将(Reinhard
Gehlen)。包含欧尔本在内的许多下级优秀军官就在这段时间被网罗到该组织，踏入了谍
报界。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二十三岁的欧尔本又重拾起书本，进入哥廷根大学主修经济
学。就在这段期间，世局又起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从战后就开始了国共内战，四年后，
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韩战爆发，法国也在北越陷入苦
战。在欧洲，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公约组织间展开了激
烈的冷战斗争。
早在大战尚未结束之前，美国的情报机构就已看出，苏联与西方的联合对抗轴心国，只
是一时的利害权宜，战后苏联必谋扩张，终会形成共产与民主，极权与自由间的斗争。
因此，大战刚打完，双方就积极展开了对抗的部署。 1945年，在西德政府还没成立之
先，美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就找到盖伦将军，在美国的财力、物力支援下，在西德的美
国占领区成立了名为「盖伦组织」(Die Organisation Gehlen)的外围情报单位。在盖伦将军
的敦请之下，欧尔本在取得学位之后，就加入了该组织。
1956年，西德以「盖伦组织」为骨干，成立了「联邦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
简称BND)，欧尔本被编入了国际情报处，担任东亚科的副科长。这时，德国已加入了北
约，且成立了一支有四十多万兵员的联邦防卫军(Die Bundeswehr)。在战略位置上处于北
约前线的西德，希望能充分掌握苏联的动态。联情局为提供政府苏联及东欧共产国家的
情报，除了派遣谍员广为布建之外，也在二次大战所发展出的科技基础上，遂行电子侦
测。
在那个还没有人造卫星的时代，电子侦监所依赖的是无线电侦测，把敌人发射出的电波
「抓」下来，经过破密、解码，就成为情报资料。但无线电侦测却受到地理上的限制，
因此，如果想掌握全球的电波，就需要在各大洲广设侦测台或与友邦进行情报合作。
德国的情报合作主要对象也包括了位于东北亚的中华民国。为什么选择一个没有邦交的
国家？首先，我国地扼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两条国际间重要的海运孔道，可轻易掌握航
海，尤其是敌国海军的动向。而苏联远东舰队正是德方情搜的一个重点目标。其次，台
湾对大陆的情报作得广泛而确实，而德方对此也极有兴趣，尤其是中共的政情，三军动
态以及与苏联的关系等等。
台湾与德国建立情报合作，等于开了一个美国以外的交流管道，而且，德方还提供了当
时最先进的电子侦测系统。
战后中华民国与西德的军事与国安交流暨合作，始于民国四十五年(1956) 。最早，双方
的对口单位是我们的国防部二厅和联邦防卫军的军事反情报局(MAD:Militärischer
Abschirmdienst) ，稍后，才有德国联情局跟我国安全局之间的合作。民国四十八年
(1959)，情报局长郑介民曾访德，西德军事反情报局局长魏瑟尔少将(Wessel)亦曾两度访
台。民国四十九年(1960)九月十四至十九日，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总长赖名汤访德，曾
向德方探询派军官赴德受训可能性。民国五十一年(1962)二月，二厅主管大陆情报行动
的徐人隽少将访问西德联情局。民国五十三年(1964)五月，情报次长罗英德中将赴德访
问。
从民国四十年代起，台湾已经有两个外国的军事顾问组织，一个是规模庞大的「美国军
援顾问团」(USMAAG)，一个是以「实践学社」为代名的日本军事顾问组。据蒋纬国将
军晚年透露：当时蒋总统有鉴于中、美两国国力悬殊，美军以优势物质条件为依恃的作
战思想完全不适用于我国；而以富田直亮为首的日本顾问虽然竭尽心智地在石牌从事国
军军官的指参教育，但他们的所学，毕竟都已过时，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再加上抗
战初期以前的十一年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德国军事顾问团对国军建军备战有过
决定性的贡献；而德军又一向讲求以寡击众，节约物资，正是国军建军应采取的方向，
因此蒋总统乃又兴招聘德国军事顾问的意念。
民国五十年(1961)三月间，西德联情局海外处处长郎考少将（Wolfgang Langkau）代表该
局局长盖伦访台，欧尔本以该处亚太科副科长(主管东北亚地区业务)身份随行。于拜会
蒋总统时，总统提出聘请德籍军事顾问的希望，郎氏则答允设法。
事隔一年，欧尔本于民国五十一年(1962)三月访台时，曾与蒋经国，蒋纬国两氏进一步
洽商聘请德国顾问来台事宜。总统一度曾考虑再请抗战前的德国顾问团长法肯豪森上将
(General der Infanterie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前来，后终以法氏年事过高，且与现代
军事脱节而作罢。蒋纬国将军的理想人选是温克上将(General Walter Wenck) ，但温克正
担任德国军备工业Diehl公司总裁，而且知名度也太高，其本人及联情局均认为不适合。
甫退役的孟泽尔少将(Genralmajor Oskar Munzel)是联邦防卫军及温克上将向联情局推荐的
人选。孟氏在德军算是少见的「三朝元老」，入伍及任官于德王威廉二世麾下的「普鲁
士皇军」(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rmee)，历经威玛共和的「国军」(Reichswehr)，第三帝
国的「国防军」(Wehrmacht)和联邦德国的「联邦防卫军」(Bundeswehr)。出身骑兵的他
是德国第一代的装甲兵，建军时期是古德林的计划参谋，参与了编装与战法准则的制
订。二次大战时，他从战车营长、团长、装甲师长而累升到装甲军长。在联邦防卫军
中，他先后担任过装甲兵学校校长，部队署署长兼战斗部队监(Chef des Truppenamtes
und Inspizient der Kampftruppen)，并曾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写过多本装甲部队的战史。
在海外工作上，孟泽尔将军曾在1951-1954年应埃及王法鲁克之请，在该国担任过四年的
首席装甲兵顾问。无论在学能或经历上，孟氏都符合了蒋总统开出来的条件（曾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十万陆军」建军工作；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参加西德联
邦防卫军的建军工作；曾任军、师级以上指挥官，一般参谋官及有教育经验者。 ）
经过书面考核作业后，欧尔本在民国五十二年(1963)五月二十、二十一两天衔盖伦局长
之命登门造访孟氏。孟泽尔表示欣然同意后，我国安全局在德负责人严敦炯博士又跟他
谈过一次话，并将经过报告蒋总统。这年十一月九日，孟泽尔将军率助手来台展开顾问
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半的「明德专案」。透过少数几位德国军事顾问倾其所学
地教导，让国军学到了与美军不同的军事基本思想，以及植基于独立思考，积极企图的
德式指参作为。而顾问们许多的建议，也多被纳入到国军日后的现代化改革中。
与明德案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我国陆军派员在德培训的「培德案」。如上所述，参谋总
长彭孟缉在民国四十九年(1960)秋访德时，曾向德方探询选送军官赴德受训的可能性。
民国五十一年(1962)十月间，蒋纬国将军访德，又在法兰克福与欧尔本再度提出此事，
并请联情局代向联邦国防部争取我陆军送训名额。同月底，联情局派欧氏与德国国防部
联二协调，后者同意接受我国陆军派员赴德受训，唯一条件为受训者须具备德语能力，
如语言能力不够，抵德后，由德方出资，送歌德学院及德军语言学校学习德语。这是
「培德案」的源起。而后从民国五十三年到民国六十二年间，陆军共派遣了九批，二十
五位中、低阶军官到西德接受指参教育或部队见学。他们当中，日后产生了陈廷宠，李
桢林和殷宗文三位上将，九位中将，以及五位少将。头几批的军官一到德国，都由欧尔
本接机照料。欧氏直到晚年，还对他们几位在德留学时的勤奋好学津津乐道。
1960年代后期，西德的外交思维起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社民党领袖布兰德(Willi
Brandt)的「东进政策」(Ostpolitik)开始成形，一方面，也有保守党的人士倡议「敌人的
敌人就是朋友」(Der Feind meines Feindes ist mein Freund)，主张已与苏联交恶的中共发展
关系。在这种气氛下，「培德案」在1968年时曾面临被取消的危机，而压力就来自波昂
的外交部。经过欧尔本力争，最后的折衷案是把国军送训的名额从四名删减到两名。这
件事不但引起了我陆军方面的不快，孟泽尔将军还从台北致函欧尔本的上司强烈抗议。
两面不讨好的欧尔本在奉命给孟氏的回函中，说明大政治形势变化对该案的影响。
在听到这段故事后，我特别谢谢欧尔本在这件事上的大力争取。设非如此，培德案不会
延续到1973年，而立即受到影响的，就是1969年年初考取留德的李桢林少校和我。
直到民国七十六年(1987)退休为止，欧尔本与中华民国都一直有密切的业务关系，也与
好几位工作伙伴建立了生死不渝的交情。欧尔本最敬佩的朋友是明德小组的首席翻译王
洽南将军。他在王将军去世后写的纪念文可说是具见真情，绝非礼貌性的吊唁。
大前年(2002)，为了拙作「明德专案-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史」的一些疑题，我到慕尼
黑去拜访欧尔本。走进客厅，就看见桌上放的七大本照片簿和几册笔记本，里面都是他
多次去台湾的照片和涉台工作的记事。我们反覆推敲了「明德案」和「培德案」的许多
问题。八十岁的老人，虽然身体已不是很灵便，但思维、记忆和表达还是十分敏锐而清
晰。在那三个多小时中，他等于给我上了一节他亲身经历的中、德合作历史课，而许多
重要的合作项目，他都扮演着催生的角色。
为彰显欧尔本对德、我两国合作的重大贡献，蒋经国总统在1987年，欧氏甫退休后，就
颁授了他一座「景星勋章」。据欧氏的女儿说，她父亲在世时每喜津津乐道在台湾的往
事，而他最珍视的，就是这座象征他「功不唐捐」的勋章。
载于民国九十五年二月号《传记文学》第八十八卷第二期
Stauffenberg)以炸弹行刺希特勒，并发动了政变未果后，纳粹政权即大肆搜捕异己。海军
上将卡纳里斯所主持的军事情报局(Die Abwehr)涉案甚深。卡氏与主要干部均被处死或监
禁，军情局亦被裁销。为使东线战场的情报工作不至中断，参谋本部把原军情局的职
掌，纳入了该部所属的「东线情报处」(Fremde Heere Ost)，处长是盖伦少将(Reinhard
Gehlen)。包含欧尔本在内的许多下级优秀军官就在这段时间被网罗到该组织，踏入了谍
报界。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二十三岁的欧尔本又重拾起书本，进入哥廷根大学主修经济
学。就在这段期间，世局又起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从战后就开始了国共内战，四年后，
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韩战爆发，法国也在北越陷入苦
战。在欧洲，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公约组织间展开了激
烈的冷战斗争。
早在大战尚未结束之前，美国的情报机构就已看出，苏联与西方的联合对抗轴心国，只
是一时的利害权宜，战后苏联必谋扩张，终会形成共产与民主，极权与自由间的斗争。
因此，大战刚打完，双方就积极展开了对抗的部署。 1945年，在西德政府还没成立之
先，美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就找到盖伦将军，在美国的财力、物力支援下，在西德的美
国占领区成立了名为「盖伦组织」(Die Organisation Gehlen)的外围情报单位。在盖伦将军
的敦请之下，欧尔本在取得学位之后，就加入了该组织。
1956年，西德以「盖伦组织」为骨干，成立了「联邦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
简称BND)，欧尔本被编入了国际情报处，担任东亚科的副科长。这时，德国已加入了北
约，且成立了一支有四十多万兵员的联邦防卫军(Die Bundeswehr)。在战略位置上处于北
约前线的西德，希望能充分掌握苏联的动态。联情局为提供政府苏联及东欧共产国家的
情报，除了派遣谍员广为布建之外，也在二次大战所发展出的科技基础上，遂行电子侦
测。
在那个还没有人造卫星的时代，电子侦监所依赖的是无线电侦测，把敌人发射出的电波
「抓」下来，经过破密、解码，就成为情报资料。但无线电侦测却受到地理上的限制，
因此，如果想掌握全球的电波，就需要在各大洲广设侦测台或与友邦进行情报合作。
德国的情报合作主要对象也包括了位于东北亚的中华民国。为什么选择一个没有邦交的
国家？首先，我国地扼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两条国际间重要的海运孔道，可轻易掌握航
海，尤其是敌国海军的动向。而苏联远东舰队正是德方情搜的一个重点目标。其次，台
湾对大陆的情报作得广泛而确实，而德方对此也极有兴趣，尤其是中共的政情，三军动
态以及与苏联的关系等等。
台湾与德国建立情报合作，等于开了一个美国以外的交流管道，而且，德方还提供了当
时最先进的电子侦测系统。
战后中华民国与西德的军事与国安交流暨合作，始于民国四十五年(1956) 。最早，双方
的对口单位是我们的国防部二厅和联邦防卫军的军事反情报局(MAD:Militärischer
Abschirmdienst) ，稍后，才有德国联情局跟我国安全局之间的合作。民国四十八年
(1959)，情报局长郑介民曾访德，西德军事反情报局局长魏瑟尔少将(Wessel)亦曾两度访
台。民国四十九年(1960)九月十四至十九日，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总长赖名汤访德，曾
向德方探询派军官赴德受训可能性。民国五十一年(1962)二月，二厅主管大陆情报行动
的徐人隽少将访问西德联情局。民国五十三年(1964)五月，情报次长罗英德中将赴德访
问。
从民国四十年代起，台湾已经有两个外国的军事顾问组织，一个是规模庞大的「美国军
援顾问团」(USMAAG)，一个是以「实践学社」为代名的日本军事顾问组。据蒋纬国将
军晚年透露：当时蒋总统有鉴于中、美两国国力悬殊，美军以优势物质条件为依恃的作
战思想完全不适用于我国；而以富田直亮为首的日本顾问虽然竭尽心智地在石牌从事国
军军官的指参教育，但他们的所学，毕竟都已过时，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再加上抗
战初期以前的十一年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德国军事顾问团对国军建军备战有过
决定性的贡献；而德军又一向讲求以寡击众，节约物资，正是国军建军应采取的方向，
因此蒋总统乃又兴招聘德国军事顾问的意念。
民国五十年(1961)三月间，西德联情局海外处处长郎考少将（Wolfgang Langkau）代表该
局局长盖伦访台，欧尔本以该处亚太科副科长(主管东北亚地区业务)身份随行。于拜会
蒋总统时，总统提出聘请德籍军事顾问的希望，郎氏则答允设法。
事隔一年，欧尔本于民国五十一年(1962)三月访台时，曾与蒋经国，蒋纬国两氏进一步
洽商聘请德国顾问来台事宜。总统一度曾考虑再请抗战前的德国顾问团长法肯豪森上将
(General der Infanterie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前来，后终以法氏年事过高，且与现代
军事脱节而作罢。蒋纬国将军的理想人选是温克上将(General Walter Wenck) ，但温克正
担任德国军备工业Diehl公司总裁，而且知名度也太高，其本人及联情局均认为不适合。
甫退役的孟泽尔少将(Genralmajor Oskar Munzel)是联邦防卫军及温克上将向联情局推荐的
人选。孟氏在德军算是少见的「三朝元老」，入伍及任官于德王威廉二世麾下的「普鲁
士皇军」(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rmee)，历经威玛共和的「国军」(Reichswehr)，第三帝
国的「国防军」(Wehrmacht)和联邦德国的「联邦防卫军」(Bundeswehr)。出身骑兵的他
是德国第一代的装甲兵，建军时期是古德林的计划参谋，参与了编装与战法准则的制
订。二次大战时，他从战车营长、团长、装甲师长而累升到装甲军长。在联邦防卫军
中，他先后担任过装甲兵学校校长，部队署署长兼战斗部队监(Chef des Truppenamtes
und Inspizient der Kampftruppen)，并曾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写过多本装甲部队的战史。
在海外工作上，孟泽尔将军曾在1951-1954年应埃及王法鲁克之请，在该国担任过四年的
首席装甲兵顾问。无论在学能或经历上，孟氏都符合了蒋总统开出来的条件（曾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十万陆军」建军工作；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参加西德联
邦防卫军的建军工作；曾任军、师级以上指挥官，一般参谋官及有教育经验者。 ）
经过书面考核作业后，欧尔本在民国五十二年(1963)五月二十、二十一两天衔盖伦局长
之命登门造访孟氏。孟泽尔表示欣然同意后，我国安全局在德负责人严敦炯博士又跟他
谈过一次话，并将经过报告蒋总统。这年十一月九日，孟泽尔将军率助手来台展开顾问
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半的「明德专案」。透过少数几位德国军事顾问倾其所学
地教导，让国军学到了与美军不同的军事基本思想，以及植基于独立思考，积极企图的
德式指参作为。而顾问们许多的建议，也多被纳入到国军日后的现代化改革中。
与明德案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我国陆军派员在德培训的「培德案」。如上所述，参谋总
长彭孟缉在民国四十九年(1960)秋访德时，曾向德方探询选送军官赴德受训的可能性。
民国五十一年(1962)十月间，蒋纬国将军访德，又在法兰克福与欧尔本再度提出此事，
并请联情局代向联邦国防部争取我陆军送训名额。同月底，联情局派欧氏与德国国防部
联二协调，后者同意接受我国陆军派员赴德受训，唯一条件为受训者须具备德语能力，
如语言能力不够，抵德后，由德方出资，送歌德学院及德军语言学校学习德语。这是
「培德案」的源起。而后从民国五十三年到民国六十二年间，陆军共派遣了九批，二十
五位中、低阶军官到西德接受指参教育或部队见学。他们当中，日后产生了陈廷宠，李
桢林和殷宗文三位上将，九位中将，以及五位少将。头几批的军官一到德国，都由欧尔
本接机照料。欧氏直到晚年，还对他们几位在德留学时的勤奋好学津津乐道。
1960年代后期，西德的外交思维起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社民党领袖布兰德(Willi
Brandt)的「东进政策」(Ostpolitik)开始成形，一方面，也有保守党的人士倡议「敌人的
敌人就是朋友」(Der Feind meines Feindes ist mein Freund)，主张已与苏联交恶的中共发展
关系。在这种气氛下，「培德案」在1968年时曾面临被取消的危机，而压力就来自波昂
的外交部。经过欧尔本力争，最后的折衷案是把国军送训的名额从四名删减到两名。这
件事不但引起了我陆军方面的不快，孟泽尔将军还从台北致函欧尔本的上司强烈抗议。
两面不讨好的欧尔本在奉命给孟氏的回函中，说明大政治形势变化对该案的影响。
在听到这段故事后，我特别谢谢欧尔本在这件事上的大力争取。设非如此，培德案不会
延续到1973年，而立即受到影响的，就是1969年年初考取留德的李桢林少校和我。
直到民国七十六年(1987)退休为止，欧尔本与中华民国都一直有密切的业务关系，也与
好几位工作伙伴建立了生死不渝的交情。欧尔本最敬佩的朋友是明德小组的首席翻译王
洽南将军。他在王将军去世后写的纪念文可说是具见真情，绝非礼貌性的吊唁。
大前年(2002)，为了拙作「明德专案-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史」的一些疑题，我到慕尼
黑去拜访欧尔本。走进客厅，就看见桌上放的七大本照片簿和几册笔记本，里面都是他
多次去台湾的照片和涉台工作的记事。我们反覆推敲了「明德案」和「培德案」的许多
问题。八十岁的老人，虽然身体已不是很灵便，但思维、记忆和表达还是十分敏锐而清
晰。在那三个多小时中，他等于给我上了一节他亲身经历的中、德合作历史课，而许多
重要的合作项目，他都扮演着催生的角色。
为彰显欧尔本对德、我两国合作的重大贡献，蒋经国总统在1987年，欧氏甫退休后，就
颁授了他一座「景星勋章」。据欧氏的女儿说，她父亲在世时每喜津津乐道在台湾的往
事，而他最珍视的，就是这座象征他「功不唐捐」的勋章。
载于民国九十五年二月号《传记文学》第八十八卷第二期
1944年7月20日，德國的反納粹組織首腦人物施陶芬堡上校(Graf Otto Schenk von
Stauffenberg)以炸彈行刺希特勒，並發動了政變未果後，納粹政權即大肆搜捕異己。海軍
上將卡納里斯所主持的軍事情報局(Die Abwehr)涉案甚深。卡氏與主要幹部均被處死或監
禁，軍情局亦被裁銷。為使東線戰場的情報工作不至中斷，參謀本部把原軍情局的職
掌，納入了該部所屬的「東線情報處」(Fremde Heere Ost)，處長是蓋倫少將(Reinhard
Gehlen)。包含歐爾本在內的許多下級優秀軍官就在這段時間被網羅到該組織，踏入了諜
報界。
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後，二十三歲的歐爾本又重拾起書本，進入哥廷根大學主修經濟
學。就在這段期間，世局又起了重大的變化。中國從戰後就開始了國共內戰，四年後，
毛澤東在北京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韓戰爆發，法國也在北越陷入苦
戰。在歐洲，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間展開了激
烈的冷戰鬥爭。
早在大戰尚未結束之前，美國的情報機構就已看出，蘇聯與西方的聯合對抗軸心國，只
是一時的利害權宜，戰後蘇聯必謀擴張，終會形成共產與民主，極權與自由間的鬥爭。
因此，大戰剛打完，雙方就積極展開了對抗的部署。1945年，在西德政府還沒成立之
先，美國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就找到蓋倫將軍，在美國的財力、物力支援下，在西德的美
國佔領區成立了名為「蓋倫組織」(Die Organisation Gehlen)的外圍情報單位。在蓋倫將軍
的敦請之下，歐爾本在取得學位之後，就加入了該組織。
1956年，西德以「蓋倫組織」為骨幹，成立了「聯邦情報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
簡稱BND)，歐爾本被編入了國際情報處，擔任東亞科的副科長。這時，德國已加入了北
約，且成立了一支有四十多萬兵員的聯邦防衛軍(Die Bundeswehr)。在戰略位置上處於北
約前線的西德，希望能充分掌握蘇聯的動態。聯情局為提供政府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的
情報，除了派遣諜員廣為佈建之外，也在二次大戰所發展出的科技基礎上，遂行電子偵
測。
在那個還沒有人造衛星的時代，電子偵監所依賴的是無線電偵測，把敵人發射出的電波
「抓」下來，經過破密、解碼，就成為情報資料。但無線電偵測卻受到地理上的限制，
因此，如果想掌握全球的電波，就需要在各大洲廣設偵測台或與友邦進行情報合作。
德國的情報合作主要對象也包括了位於東北亞的中華民國。為什麼選擇一個沒有邦交的
國家？首先，我國地扼台灣海峽和巴士海峽兩條國際間重要的海運孔道，可輕易掌握航
海，尤其是敵國海軍的動向。而蘇聯遠東艦隊正是德方情蒐的一個重點目標。其次，台
灣對大陸的情報作得廣泛而確實，而德方對此也極有興趣，尤其是中共的政情，三軍動
態以及與蘇聯的關係等等。
台灣與德國建立情報合作，等於開了一個美國以外的交流管道，而且，德方還提供了當
時最先進的電子偵測系統。
戰後中華民國與西德的軍事與國安交流暨合作，始於民國四十五年(1956) 。最早，雙方
的對口單位是我們的國防部二廳和聯邦防衛軍的軍事反情報局(MAD:Militärischer
Abschirmdienst) ，稍後，才有德國聯情局跟我國安全局之間的合作。民國四十八年
(1959)，情報局長鄭介民曾訪德，西德軍事反情報局局長魏瑟爾少將(Wessel)亦曾兩度訪
台。民國四十九年(1960)九月十四至十九日，參謀總長彭孟緝及副總長賴名湯訪德，曾
向德方探詢派軍官赴德受訓可能性。民國五十一年(1962)二月，二廳主管大陸情報行動
的徐人雋少將訪問西德聯情局。民國五十三年(1964)五月，情報次長羅英德中將赴德訪
問。
從民國四十年代起，台灣已經有兩個外國的軍事顧問組織，一個是規模龐大的「美國軍
援顧問團」(USMAAG)，一個是以「實踐學社」為代名的日本軍事顧問組。據蔣緯國將
軍晚年透露：當時蔣總統有鑑於中、美兩國國力懸殊，美軍以優勢物質條件為依恃的作
戰思想完全不適用於我國；而以富田直亮為首的日本顧問雖然竭盡心智地在石牌從事國
軍軍官的指參教育，但他們的所學，畢竟都已過時，跟不上日新月異的時代。再加上抗
戰初期以前的十一年間(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德國軍事顧問團對國軍建軍備戰有過
決定性的貢獻；而德軍又一向講求以寡擊眾，節約物資，正是國軍建軍應採取的方向，
因此蔣總統乃又興招聘德國軍事顧問的意念。
民國五十年(1961)三月間，西德聯情局海外處處長郎考少將（Wolfgang Langkau）代表該
局局長蓋倫訪台，歐爾本以該處亞太科副科長(主管東北亞地區業務)身份隨行。於拜會
蔣總統時，總統提出聘請德籍軍事顧問的希望，郎氏則答允設法。
事隔一年，歐爾本於民國五十一年(1962)三月訪台時，曾與蔣經國，蔣緯國兩氏進一步
洽商聘請德國顧問來台事宜。總統一度曾考慮再請抗戰前的德國顧問團長法肯豪森上將
(General der Infanterie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前來，後終以法氏年事過高，且與現代
軍事脫節而作罷。蔣緯國將軍的理想人選是溫克上將(General Walter Wenck) ，但溫克正
擔任德國軍備工業Diehl公司總裁，而且知名度也太高，其本人及聯情局均認為不適合。
甫退役的孟澤爾少將(Genralmajor Oskar Munzel)是聯邦防衛軍及溫克上將向聯情局推薦的
人選。孟氏在德軍算是少見的「三朝元老」，入伍及任官於德王威廉二世麾下的「普魯
士皇軍」(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rmee)，歷經威瑪共和的「國軍」(Reichswehr)，第三帝
國的「國防軍」(Wehrmacht)和聯邦德國的「聯邦防衛軍」(Bundeswehr)。出身騎兵的他
是德國第一代的裝甲兵，建軍時期是古德林的計劃參謀，參與了編裝與戰法準則的制
訂。二次大戰時，他從戰車營長、團長、裝甲師長而累升到裝甲軍長。在聯邦防衛軍
中，他先後擔任過裝甲兵學校校長，部隊署署長兼戰鬥部隊監(Chef des Truppenamtes
und Inspizient der Kampftruppen)，並曾根據自己的實戰經驗，寫過多本裝甲部隊的戰史。
在海外工作上，孟澤爾將軍曾在1951-1954年應埃及王法魯克之請，在該國擔任過四年的
首席裝甲兵顧問。無論在學能或經歷上，孟氏都符合了蔣總統開出來的條件（曾參加第
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十萬陸軍」建軍工作；曾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曾參加西德聯
邦防衛軍的建軍工作；曾任軍、師級以上指揮官，一般參謀官及有教育經驗者。）
經過書面考核作業後，歐爾本在民國五十二年(1963)五月二十、二十一兩天銜蓋倫局長
之命登門造訪孟氏。孟澤爾表示欣然同意後，我國安全局在德負責人嚴敦炯博士又跟他
談過一次話，並將經過報告蔣總統。這年十一月九日，孟澤爾將軍率助手來台展開顧問
工作，從此開始了長達十二年半的「明德專案」。透過少數幾位德國軍事顧問傾其所學
地教導，讓國軍學到了與美軍不同的軍事基本思想，以及植基於獨立思考，積極企圖的
德式指參作為。而顧問們許多的建議，也多被納入到國軍日後的現代化改革中。
與明德案同時進行的還有一個我國陸軍派員在德培訓的「培德案」。如上所述，參謀總
長彭孟緝在民國四十九年(1960)秋訪德時，曾向德方探詢選送軍官赴德受訓的可能性。
民國五十一年(1962)十月間，蔣緯國將軍訪德，又在法蘭克福與歐爾本再度提出此事，
並請聯情局代向聯邦國防部爭取我陸軍送訓名額。同月底，聯情局派歐氏與德國國防部
聯二協調，後者同意接受我國陸軍派員赴德受訓，唯一條件為受訓者須具備德語能力，
如語言能力不夠，抵德後，由德方出資，送歌德學院及德軍語言學校學習德語。這是
「培德案」的源起。而後從民國五十三年到民國六十二年間，陸軍共派遣了九批，二十
五位中、低階軍官到西德接受指參教育或部隊見學。他們當中，日後產生了陳廷寵，李
楨林和殷宗文三位上將，九位中將，以及五位少將。頭幾批的軍官一到德國，都由歐爾
本接機照料。歐氏直到晚年，還對他們幾位在德留學時的勤奮好學津津樂道。
1960年代後期，西德的外交思維起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社民黨領袖布蘭德(Willi
Brandt)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開始成形，一方面，也有保守黨的人士倡議「敵人的
敵人就是朋友」(Der Feind meines Feindes ist mein Freund)，主張已與蘇聯交惡的中共發展
關係。在這種氣氛下，「培德案」在1968年時曾面臨被取消的危機，而壓力就來自波昂
的外交部。經過歐爾本力爭，最後的折衷案是把國軍送訓的名額從四名刪減到兩名。這
件事不但引起了我陸軍方面的不快，孟澤爾將軍還從台北致函歐爾本的上司強烈抗議。
兩面不討好的歐爾本在奉命給孟氏的回函中，說明大政治形勢變化對該案的影響。
在聽到這段故事後，我特別謝謝歐爾本在這件事上的大力爭取。設非如此，培德案不會
延續到1973年，而立即受到影響的，就是1969年年初考取留德的李楨林少校和我。
直到民國七十六年(1987)退休為止，歐爾本與中華民國都一直有密切的業務關係，也與
好幾位工作夥伴建立了生死不渝的交情。歐爾本最敬佩的朋友是明德小組的首席翻譯王
洽南將軍。他在王將軍去世後寫的紀念文可說是具見真情，絕非禮貌性的弔唁。
大前年(2002)，為了拙作「明德專案-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工作史」的一些疑題，我到慕尼
黑去拜訪歐爾本。走進客廳，就看見桌上放的七大本照片簿和幾冊筆記本，裏面都是他
多次去台灣的照片和涉台工作的記事。我們反覆推敲了「明德案」和「培德案」的許多
問題。八十歲的老人，雖然身體已不是很靈便，但思維、記憶和表達還是十分敏銳而清
晰。在那三個多小時中，他等於給我上了一節他親身經歷的中、德合作歷史課，而許多
重要的合作項目，他都扮演著催生的角色。
為彰顯歐爾本對德、我兩國合作的重大貢獻，蔣經國總統在1987年，歐氏甫退休後，就
頒授了他一座「景星勳章」。據歐氏的女兒說，她父親在世時每喜津津樂道在台灣的往
事，而他最珍視的，就是這座象徵他「功不唐捐」的勳章。
載於民國九十五年二月號《傳記文學》第八十八卷第二期
Stauffenberg)以炸彈行刺希特勒，並發動了政變未果後，納粹政權即大肆搜捕異己。海軍
上將卡納里斯所主持的軍事情報局(Die Abwehr)涉案甚深。卡氏與主要幹部均被處死或監
禁，軍情局亦被裁銷。為使東線戰場的情報工作不至中斷，參謀本部把原軍情局的職
掌，納入了該部所屬的「東線情報處」(Fremde Heere Ost)，處長是蓋倫少將(Reinhard
Gehlen)。包含歐爾本在內的許多下級優秀軍官就在這段時間被網羅到該組織，踏入了諜
報界。
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後，二十三歲的歐爾本又重拾起書本，進入哥廷根大學主修經濟
學。就在這段期間，世局又起了重大的變化。中國從戰後就開始了國共內戰，四年後，
毛澤東在北京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韓戰爆發，法國也在北越陷入苦
戰。在歐洲，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間展開了激
烈的冷戰鬥爭。
早在大戰尚未結束之前，美國的情報機構就已看出，蘇聯與西方的聯合對抗軸心國，只
是一時的利害權宜，戰後蘇聯必謀擴張，終會形成共產與民主，極權與自由間的鬥爭。
因此，大戰剛打完，雙方就積極展開了對抗的部署。1945年，在西德政府還沒成立之
先，美國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就找到蓋倫將軍，在美國的財力、物力支援下，在西德的美
國佔領區成立了名為「蓋倫組織」(Die Organisation Gehlen)的外圍情報單位。在蓋倫將軍
的敦請之下，歐爾本在取得學位之後，就加入了該組織。
1956年，西德以「蓋倫組織」為骨幹，成立了「聯邦情報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
簡稱BND)，歐爾本被編入了國際情報處，擔任東亞科的副科長。這時，德國已加入了北
約，且成立了一支有四十多萬兵員的聯邦防衛軍(Die Bundeswehr)。在戰略位置上處於北
約前線的西德，希望能充分掌握蘇聯的動態。聯情局為提供政府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的
情報，除了派遣諜員廣為佈建之外，也在二次大戰所發展出的科技基礎上，遂行電子偵
測。
在那個還沒有人造衛星的時代，電子偵監所依賴的是無線電偵測，把敵人發射出的電波
「抓」下來，經過破密、解碼，就成為情報資料。但無線電偵測卻受到地理上的限制，
因此，如果想掌握全球的電波，就需要在各大洲廣設偵測台或與友邦進行情報合作。
德國的情報合作主要對象也包括了位於東北亞的中華民國。為什麼選擇一個沒有邦交的
國家？首先，我國地扼台灣海峽和巴士海峽兩條國際間重要的海運孔道，可輕易掌握航
海，尤其是敵國海軍的動向。而蘇聯遠東艦隊正是德方情蒐的一個重點目標。其次，台
灣對大陸的情報作得廣泛而確實，而德方對此也極有興趣，尤其是中共的政情，三軍動
態以及與蘇聯的關係等等。
台灣與德國建立情報合作，等於開了一個美國以外的交流管道，而且，德方還提供了當
時最先進的電子偵測系統。
戰後中華民國與西德的軍事與國安交流暨合作，始於民國四十五年(1956) 。最早，雙方
的對口單位是我們的國防部二廳和聯邦防衛軍的軍事反情報局(MAD:Militärischer
Abschirmdienst) ，稍後，才有德國聯情局跟我國安全局之間的合作。民國四十八年
(1959)，情報局長鄭介民曾訪德，西德軍事反情報局局長魏瑟爾少將(Wessel)亦曾兩度訪
台。民國四十九年(1960)九月十四至十九日，參謀總長彭孟緝及副總長賴名湯訪德，曾
向德方探詢派軍官赴德受訓可能性。民國五十一年(1962)二月，二廳主管大陸情報行動
的徐人雋少將訪問西德聯情局。民國五十三年(1964)五月，情報次長羅英德中將赴德訪
問。
從民國四十年代起，台灣已經有兩個外國的軍事顧問組織，一個是規模龐大的「美國軍
援顧問團」(USMAAG)，一個是以「實踐學社」為代名的日本軍事顧問組。據蔣緯國將
軍晚年透露：當時蔣總統有鑑於中、美兩國國力懸殊，美軍以優勢物質條件為依恃的作
戰思想完全不適用於我國；而以富田直亮為首的日本顧問雖然竭盡心智地在石牌從事國
軍軍官的指參教育，但他們的所學，畢竟都已過時，跟不上日新月異的時代。再加上抗
戰初期以前的十一年間(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德國軍事顧問團對國軍建軍備戰有過
決定性的貢獻；而德軍又一向講求以寡擊眾，節約物資，正是國軍建軍應採取的方向，
因此蔣總統乃又興招聘德國軍事顧問的意念。
民國五十年(1961)三月間，西德聯情局海外處處長郎考少將（Wolfgang Langkau）代表該
局局長蓋倫訪台，歐爾本以該處亞太科副科長(主管東北亞地區業務)身份隨行。於拜會
蔣總統時，總統提出聘請德籍軍事顧問的希望，郎氏則答允設法。
事隔一年，歐爾本於民國五十一年(1962)三月訪台時，曾與蔣經國，蔣緯國兩氏進一步
洽商聘請德國顧問來台事宜。總統一度曾考慮再請抗戰前的德國顧問團長法肯豪森上將
(General der Infanterie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前來，後終以法氏年事過高，且與現代
軍事脫節而作罷。蔣緯國將軍的理想人選是溫克上將(General Walter Wenck) ，但溫克正
擔任德國軍備工業Diehl公司總裁，而且知名度也太高，其本人及聯情局均認為不適合。
甫退役的孟澤爾少將(Genralmajor Oskar Munzel)是聯邦防衛軍及溫克上將向聯情局推薦的
人選。孟氏在德軍算是少見的「三朝元老」，入伍及任官於德王威廉二世麾下的「普魯
士皇軍」(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rmee)，歷經威瑪共和的「國軍」(Reichswehr)，第三帝
國的「國防軍」(Wehrmacht)和聯邦德國的「聯邦防衛軍」(Bundeswehr)。出身騎兵的他
是德國第一代的裝甲兵，建軍時期是古德林的計劃參謀，參與了編裝與戰法準則的制
訂。二次大戰時，他從戰車營長、團長、裝甲師長而累升到裝甲軍長。在聯邦防衛軍
中，他先後擔任過裝甲兵學校校長，部隊署署長兼戰鬥部隊監(Chef des Truppenamtes
und Inspizient der Kampftruppen)，並曾根據自己的實戰經驗，寫過多本裝甲部隊的戰史。
在海外工作上，孟澤爾將軍曾在1951-1954年應埃及王法魯克之請，在該國擔任過四年的
首席裝甲兵顧問。無論在學能或經歷上，孟氏都符合了蔣總統開出來的條件（曾參加第
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十萬陸軍」建軍工作；曾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曾參加西德聯
邦防衛軍的建軍工作；曾任軍、師級以上指揮官，一般參謀官及有教育經驗者。）
經過書面考核作業後，歐爾本在民國五十二年(1963)五月二十、二十一兩天銜蓋倫局長
之命登門造訪孟氏。孟澤爾表示欣然同意後，我國安全局在德負責人嚴敦炯博士又跟他
談過一次話，並將經過報告蔣總統。這年十一月九日，孟澤爾將軍率助手來台展開顧問
工作，從此開始了長達十二年半的「明德專案」。透過少數幾位德國軍事顧問傾其所學
地教導，讓國軍學到了與美軍不同的軍事基本思想，以及植基於獨立思考，積極企圖的
德式指參作為。而顧問們許多的建議，也多被納入到國軍日後的現代化改革中。
與明德案同時進行的還有一個我國陸軍派員在德培訓的「培德案」。如上所述，參謀總
長彭孟緝在民國四十九年(1960)秋訪德時，曾向德方探詢選送軍官赴德受訓的可能性。
民國五十一年(1962)十月間，蔣緯國將軍訪德，又在法蘭克福與歐爾本再度提出此事，
並請聯情局代向聯邦國防部爭取我陸軍送訓名額。同月底，聯情局派歐氏與德國國防部
聯二協調，後者同意接受我國陸軍派員赴德受訓，唯一條件為受訓者須具備德語能力，
如語言能力不夠，抵德後，由德方出資，送歌德學院及德軍語言學校學習德語。這是
「培德案」的源起。而後從民國五十三年到民國六十二年間，陸軍共派遣了九批，二十
五位中、低階軍官到西德接受指參教育或部隊見學。他們當中，日後產生了陳廷寵，李
楨林和殷宗文三位上將，九位中將，以及五位少將。頭幾批的軍官一到德國，都由歐爾
本接機照料。歐氏直到晚年，還對他們幾位在德留學時的勤奮好學津津樂道。
1960年代後期，西德的外交思維起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社民黨領袖布蘭德(Willi
Brandt)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開始成形，一方面，也有保守黨的人士倡議「敵人的
敵人就是朋友」(Der Feind meines Feindes ist mein Freund)，主張已與蘇聯交惡的中共發展
關係。在這種氣氛下，「培德案」在1968年時曾面臨被取消的危機，而壓力就來自波昂
的外交部。經過歐爾本力爭，最後的折衷案是把國軍送訓的名額從四名刪減到兩名。這
件事不但引起了我陸軍方面的不快，孟澤爾將軍還從台北致函歐爾本的上司強烈抗議。
兩面不討好的歐爾本在奉命給孟氏的回函中，說明大政治形勢變化對該案的影響。
在聽到這段故事後，我特別謝謝歐爾本在這件事上的大力爭取。設非如此，培德案不會
延續到1973年，而立即受到影響的，就是1969年年初考取留德的李楨林少校和我。
直到民國七十六年(1987)退休為止，歐爾本與中華民國都一直有密切的業務關係，也與
好幾位工作夥伴建立了生死不渝的交情。歐爾本最敬佩的朋友是明德小組的首席翻譯王
洽南將軍。他在王將軍去世後寫的紀念文可說是具見真情，絕非禮貌性的弔唁。
大前年(2002)，為了拙作「明德專案-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工作史」的一些疑題，我到慕尼
黑去拜訪歐爾本。走進客廳，就看見桌上放的七大本照片簿和幾冊筆記本，裏面都是他
多次去台灣的照片和涉台工作的記事。我們反覆推敲了「明德案」和「培德案」的許多
問題。八十歲的老人，雖然身體已不是很靈便，但思維、記憶和表達還是十分敏銳而清
晰。在那三個多小時中，他等於給我上了一節他親身經歷的中、德合作歷史課，而許多
重要的合作項目，他都扮演著催生的角色。
為彰顯歐爾本對德、我兩國合作的重大貢獻，蔣經國總統在1987年，歐氏甫退休後，就
頒授了他一座「景星勳章」。據歐氏的女兒說，她父親在世時每喜津津樂道在台灣的往
事，而他最珍視的，就是這座象徵他「功不唐捐」的勳章。
載於民國九十五年二月號《傳記文學》第八十八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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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POE Columns Section: 亞太世紀網站專欄區 亚太世纪网站专栏区: 005-010 王玉麒 專欄 王玉麒 专栏 Yue-Che Wang Column 作者：王玉麒 王玉麒 Yue-Che Wang 歐爾本 - 「明德小組」的幕後功臣 欧尔本- 「明德小组」的幕后功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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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爾本 - 「明德小組」的幕後功臣 作者： 王玉麒 |
| 欧尔本- 「明德小组」的幕后功臣 作者：王玉麒 |
去年秋天，一位叫歐爾本的老人在慕尼黑家中於睡夢中去
世。八十三歲，沒災沒病，乾乾淨淨地走，德語叫做
“eingeschlafen“，中文叫「壽終正寢」，倒也算是福
份。他的訃聞中寫著：「漢斯-約阿辛.歐爾本，生於一九
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卒於二0 0五年十月十九日，一等
及二等鐵十字勳章、聯邦德國一等功勳十字勳章、中華民
國景星勳章得主...」。
這三種不同的勳章，象徵著歐爾本這一生的三個重要階
段：轉戰於東線戰場的第三帝國陸軍軍官，聯邦德國的高
等文官和負責對台合作的關鍵人物。
對她的宣戰。由於戰爭的緣故，本來還有一年才高中畢業
對她的宣戰。由於戰爭的緣故，本來還有一年才高中畢業
的歐爾本跟同齡的少年一起，在德國政府的一紙命令下，
的歐爾本跟同齡的少年一起，在德國政府的一紙命令下，
全都在這年十一月底提前畢業，數日後便應徵入伍。歐爾
全都在這年十一月底提前畢業，數日後便應徵入伍。歐爾
本跟許多同學在入伍訓練後，都簽下了合約，成為志願役
本跟許多同學在入伍訓練後，都簽下了合約，成為志願役
的軍官候補生(Fahnenjunker)。第二年，德軍以破竹之勢征
的軍官候補生(Fahnenjunker)。第二年，德軍以破竹之勢征
服了法國，歐爾本也隨著步兵67師，經歷了全期戰役。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發動了侵蘇的「紅鬍子作戰」
（Unternehmen Barbarossa），十九歲，擔任少尉排長的歐
爾本，就投入了俄羅斯戰場的血肉磨坊。年輕時的他遇戰
爾本，就投入了俄羅斯戰場的血肉磨坊。年輕時的他遇戰
身先士卒，混身是膽，勝則爭先，敗則殿後，因此在兩年
身先士卒，混身是膽，勝則爭先，敗則殿後，因此在兩年
間就負傷了七次，但也獲得了九座勳、獎章，晉升為中尉
連長。他最津津樂道的是曾率領尖兵連攻抵莫斯科近郊的
連長。他最津津樂道的是曾率領尖兵連攻抵莫斯科近郊的
往事，而那也是德國攻勢的強弩之末，轉勝為敗
的分水嶺。
世。八十三歲，沒災沒病，乾乾淨淨地走，德語叫做
“eingeschlafen“，中文叫「壽終正寢」，倒也算是福
份。他的訃聞中寫著：「漢斯-約阿辛.歐爾本，生於一九
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卒於二0 0五年十月十九日，一等
及二等鐵十字勳章、聯邦德國一等功勳十字勳章、中華民
國景星勳章得主...」。
這三種不同的勳章，象徵著歐爾本這一生的三個重要階
段：轉戰於東線戰場的第三帝國陸軍軍官，聯邦德國的高
等文官和負責對台合作的關鍵人物。
對她的宣戰。由於戰爭的緣故，本來還有一年才高中畢業
對她的宣戰。由於戰爭的緣故，本來還有一年才高中畢業
的歐爾本跟同齡的少年一起，在德國政府的一紙命令下，
的歐爾本跟同齡的少年一起，在德國政府的一紙命令下，
全都在這年十一月底提前畢業，數日後便應徵入伍。歐爾
全都在這年十一月底提前畢業，數日後便應徵入伍。歐爾
本跟許多同學在入伍訓練後，都簽下了合約，成為志願役
本跟許多同學在入伍訓練後，都簽下了合約，成為志願役
的軍官候補生(Fahnenjunker)。第二年，德軍以破竹之勢征
的軍官候補生(Fahnenjunker)。第二年，德軍以破竹之勢征
服了法國，歐爾本也隨著步兵67師，經歷了全期戰役。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發動了侵蘇的「紅鬍子作戰」
（Unternehmen Barbarossa），十九歲，擔任少尉排長的歐
爾本，就投入了俄羅斯戰場的血肉磨坊。年輕時的他遇戰
爾本，就投入了俄羅斯戰場的血肉磨坊。年輕時的他遇戰
身先士卒，混身是膽，勝則爭先，敗則殿後，因此在兩年
身先士卒，混身是膽，勝則爭先，敗則殿後，因此在兩年
間就負傷了七次，但也獲得了九座勳、獎章，晉升為中尉
連長。他最津津樂道的是曾率領尖兵連攻抵莫斯科近郊的
連長。他最津津樂道的是曾率領尖兵連攻抵莫斯科近郊的
往事，而那也是德國攻勢的強弩之末，轉勝為敗
的分水嶺。
去年秋天，一位叫欧尔本的老人在慕尼黑家中于睡梦中去
世。八十三岁，没灾没病，干干净净地走，德语叫做
“eingeschlafen“，中文叫「寿终正寝」，倒也算是福
份。他的讣闻中写着：「汉斯-约阿辛.欧尔本，生于一九
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于二0 0五年十月十九日，一等
及二等铁十字勋章、联邦德国一等功勋十字勋章、中华民
国景星勋章得主...」。
这三种不同的勋章，象征着欧尔本这一生的三个重要阶
段：转战于东线战场的第三帝国陆军军官，联邦德国的高
等文官和负责对台合作的关键人物。
对她的宣战。由于战争的缘故，本来还有一年才高中毕业
对她的宣战。由于战争的缘故，本来还有一年才高中毕业
的欧尔本跟同龄的少年一起，在德国政府的一纸命令下，
的欧尔本跟同龄的少年一起，在德国政府的一纸命令下，
全都在这年十一月底提前毕业，数日后便应征入伍。欧尔
全都在这年十一月底提前毕业，数日后便应征入伍。欧尔
本跟许多同学在入伍训练后，都签下了合约，成为志愿役
本跟许多同学在入伍训练后，都签下了合约，成为志愿役
的军官候补生(Fahnenjunker)。第二年，德军以破竹之势征
的军官候补生(Fahnenjunker)。第二年，德军以破竹之势征
服了法国，欧尔本也随着步兵67师，经历了全期战役。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侵苏的「红胡子作战」
（Unternehmen Barbarossa），十九岁，担任少尉排长的欧
尔本，就投入了俄罗斯战场的血肉磨坊。年轻时的他遇战
尔本，就投入了俄罗斯战场的血肉磨坊。年轻时的他遇战
身先士卒，混身是胆，胜则争先，败则殿后，因此在两年
身先士卒，混身是胆，胜则争先，败则殿后，因此在两年
间就负伤了七次，但也获得了九座勋、奖章，晋升为中尉
间就负伤了七次，但也获得了九座勋、奖章，晋升为中尉
连长。他最津津乐道的是曾率领尖兵连攻抵莫斯科近郊的
连长。他最津津乐道的是曾率领尖兵连攻抵莫斯科近郊的
往事，而那也是德国攻势的强弩之末，转胜为败
往事，而那也是德国攻势的强弩之末，转胜为败
的分水岭。
世。八十三岁，没灾没病，干干净净地走，德语叫做
“eingeschlafen“，中文叫「寿终正寝」，倒也算是福
份。他的讣闻中写着：「汉斯-约阿辛.欧尔本，生于一九
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于二0 0五年十月十九日，一等
及二等铁十字勋章、联邦德国一等功勋十字勋章、中华民
国景星勋章得主...」。
这三种不同的勋章，象征着欧尔本这一生的三个重要阶
段：转战于东线战场的第三帝国陆军军官，联邦德国的高
等文官和负责对台合作的关键人物。
对她的宣战。由于战争的缘故，本来还有一年才高中毕业
对她的宣战。由于战争的缘故，本来还有一年才高中毕业
的欧尔本跟同龄的少年一起，在德国政府的一纸命令下，
的欧尔本跟同龄的少年一起，在德国政府的一纸命令下，
全都在这年十一月底提前毕业，数日后便应征入伍。欧尔
全都在这年十一月底提前毕业，数日后便应征入伍。欧尔
本跟许多同学在入伍训练后，都签下了合约，成为志愿役
本跟许多同学在入伍训练后，都签下了合约，成为志愿役
的军官候补生(Fahnenjunker)。第二年，德军以破竹之势征
的军官候补生(Fahnenjunker)。第二年，德军以破竹之势征
服了法国，欧尔本也随着步兵67师，经历了全期战役。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侵苏的「红胡子作战」
（Unternehmen Barbarossa），十九岁，担任少尉排长的欧
尔本，就投入了俄罗斯战场的血肉磨坊。年轻时的他遇战
尔本，就投入了俄罗斯战场的血肉磨坊。年轻时的他遇战
身先士卒，混身是胆，胜则争先，败则殿后，因此在两年
身先士卒，混身是胆，胜则争先，败则殿后，因此在两年
间就负伤了七次，但也获得了九座勋、奖章，晋升为中尉
间就负伤了七次，但也获得了九座勋、奖章，晋升为中尉
连长。他最津津乐道的是曾率领尖兵连攻抵莫斯科近郊的
连长。他最津津乐道的是曾率领尖兵连攻抵莫斯科近郊的
往事，而那也是德国攻势的强弩之末，转胜为败
往事，而那也是德国攻势的强弩之末，转胜为败
的分水岭。
